崔鴻 （478—525年），字彥鸞，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北魏東青河郡南平原貝丘 （今山東德州市平原縣恩城）人。
　　一、生平簡介崔鴻祖上曾徙居青州時水 （今山東淄博市臨淄一帶）、東清河郡鄃縣 （今山東夏津縣）。曾祖崔曠初仕南燕慕容德，后南下仕南朝劉宋劉義隆，任樂陵太守。祖父崔靈延仕宋孝武帝，任長廣太守。父親崔敬友曾任北魏梁郡太守，后專心佛道，好救濟貧人。崔鴻生長在這種世代為官的仕宦之家，從小得以專心讀書。他“少好讀書，博綜經(jīng)史”，博覽群書，經(jīng)史皆通，以才學聞名于洛陽。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 （478年），崔鴻被拜為彭城王國左常侍，開始了其政治生涯。景陽三年 （502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負責撰寫宣武帝 “起居注”。不久又遷給事中兼祠部郎，再轉(zhuǎn)為尚書都兵郎中。當時，宣武帝在全范圍內(nèi)召集了三十名儒學名流議定國家律令，崔鴻與其伯父尚書令崔光 （宮至尚書令、驟騎大將軍、太傅，死后謚文宣公）都在其中，時人莫不仰慕。崔姓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永平年間 （508-511年），崔鴻為鎮(zhèn)南邢鸞行臺長史，遷官三公郎中、輕車將軍、散騎常侍。延昌二年 （513年），針對當時官吏升遷制度不問賢愚、三年一遷的弊端，崔鴻上書宣武帝，提出 “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要求 “改而更張”，按政績和才能選拔官吏，但其建議未被采納。延昌四年（515年），加中堅將軍，遷中散大夫、司徒長史。孝昌年間 （525-527年），孝明帝任崔鴻為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
　　孝昌元年 （525年），崔鴻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國史多年，但他認為本朝歷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好的，史官只需記錄時事，編著卷目，便算盡責了。所以直到他臨終前，魏史仍 “闕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國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鴻，認為崔鴻 “群才非君莫可”，是唯一可以擔當撰寫國史的人選，并向孝明帝推薦了崔鴻。正光五年 （525年），崔鴻受詔，開始著手撰修國史，可惜他不幸染病，不久便病逝了，年僅48歲。朝廷追贈鎮(zhèn)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二、 《十六國春秋》崔鴻一生秉性耿介，遇事直陳，為同僚所欽服。然而，雖然職官屢屢變遷，卻一直不曾擔任高官要職，政績也不突出。但是，他卻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家，他撰寫的 《十六國春秋》，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西晉以后，中國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幾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史稱 “五胡十六國”。這些政權(quán)各有 “國書”，但 “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內(nèi)容往往殘缺不全，體例不一，繁簡迥異，不像前代都有一部統(tǒng)一的完整的史書。自從西晉 “八王之亂”以后，雖然“所在稱兵，競自尊樹”，但 “能建邦命氏成為戰(zhàn)國者，十有六家”。他們雖然都是少數(shù)民族所建的政權(quán)，但他們是這一時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 “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乘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總結(jié)這一時代歷史的經(jīng)驗和教訓，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崔鴻 “弱冠便有著述志”，就有志于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統(tǒng)的記述十六國歷史的著作。
　　從景明元年 （500年）開始，崔鴻就廣泛閱讀公私藏書，特別留意搜集各國舊史及其他資料。由于當時北魏剛遷都洛陽不久，各種書籍 “率多分散”，他不得不 “求之公私，驅(qū)馳數(shù)歲”，做到詳細占有材料。為了抄錄、搜集史料，他幾乎竭盡了家產(chǎn)和俸祿，有時甚至沒有買紙的錢。正始三年 （506年）， 《十六國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為了撰寫最后的5卷“蜀錄”，他四處訪購常璩所撰 《蜀書》，久求不得，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正光三年 （522年）得到此書，才補寫了最后5卷， 《十六國春秋》才最后完成。
　　崔鴻把十六國歷史作為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階段，把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歷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為此傾注了畢生心血。 《十六國春秋》100卷，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計102卷。崔鴻改各國書為錄，主為紀，臣為傳，以紀傳體例記述了十六國 （前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夏、前涼、蜀、后涼、西秦、南涼、西涼、北涼、北燕）的史實，把各國史書按時間先后排比在一起，“區(qū)分時事，各系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繁文，補其不足”，避免了各國史書各自為界、相互重復、抵毀的情況，將當時中國北方的全貌展現(xiàn)給了后人，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和寫作特點：一是以民族平等的觀念，撰述各民族政權(quán)歷史。盡管自司馬遷寫 《史記》就為少數(shù)民族立傳，但少數(shù)民族歷史在史書中一直處于附屬地位。 《十六國春秋》則突破傳統(tǒng)，將各國國書改名為 “錄”，各國帝紀改名曰“傳”， “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庇浭龈鲊肥乱愿髯阅晏枺瑹o紀年的則用晉年號，既摒棄了視十六國為 “偏霸” “群盜”，又拋卻了視東晉、宋、齊為 “僭偽”的民族偏見。在尊重客觀史實，承認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前提下，將十六國作為整體區(qū)域性政權(quán)加以考察。平等對待，互不統(tǒng)攝，分國立史，擺脫了傳統(tǒng)的 “貴中華而賤夷狄”觀念的窠臼，史法公允而高明。二是態(tài)度謹嚴，志存實錄。崔鴻 “驅(qū)馳數(shù)歲”，不遺余力地搜集史料，尋查于公府，訪之于私藏，為此幾乎耗盡了所有的家產(chǎn)和俸祿。同時又如實記史，仗義直書，既不掩飾北魏初期的野蠻落后，又如實記載記載魏軍坑殺后燕降卒的史實，既能讓人看到苻堅的不仁，又能讓人看到拓跋珪的不孝。三是取材翔實，記述豐富。崔鴻以范亨、韓顯宗、姚和都、高謙之等諸國舊志為本， “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又 “約損煩文，補其不足”，可謂取材完備，考辨細致。史學理論家劉知幾言： “（崔鴻）考核眾家，辨其異同，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 《十六國春秋》，……大行于時?！?br>　　《十六國春秋》以晉為正統(tǒng)，崔鴻怕冒犯了北魏朝廷，所以在世時一直未把這部書公之于世。崔鴻死后，其子子元才繕寫一部，于永安年間奏奉朝廷。唐代修 《晉書》時，曾征引了本書許多資料，唐宋類書也收錄了不少內(nèi)容?？上н@此書從北宋以后就亡佚了，現(xiàn)行的輯本有兩種，一為明代屠僑孫等輯綴的 《十六國春秋補遺輯佚》，一為清代湯球的 《十六國春秋輯補》，兩個版本都為后人研究十六國歷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