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師范大學石玲教授做客文學生活館，介紹了清代詩人袁枚，并深入解讀其性靈說與性靈詩。
　　晚清林鈞在《樵隱詩話》中說：“國朝著作家奚啻數(shù)千，而其膾炙人口者，在詩話惟《隨園》，在文章惟《聊齋》，在小說惟《紅樓夢》，三部而已?！睂ⅰ峨S園詩話》與《聊齋》《紅樓》比肩而語。與他同時代的古文大家姚鼐作《袁隨園君墓志銘并序》：“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fā)其思，通乎古法。于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仿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笨梢娫对诋敃r影響之大。袁枚自稱，他的作品“自有腐儒替吾注”。隨著對袁枚認識的加深，石玲發(fā)現(xiàn)他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人物。石玲說，或許可以質疑袁枚的經(jīng)典性，但不能忽視他的創(chuàng)造性和獨特性！袁枚性靈說和性靈詩的意義就在于他對個人存在意義的叩問與思考。
　　一、袁枚其人袁枚（1716--1798），字子才，號簡齋，又作存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倉山叟、隨園老人，有時自稱袁絲，世稱隨園先生，因曾入翰林，人亦稱袁簡齋太史。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
　　袁枚一生灑脫、自在。姚鼐在《袁隨園君墓志銘并序》中寫道：“世謂百余年來，極山水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袁枚在《所好軒記》一文中歸納了自己的主要愛好：“袁子好味，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br>　　袁枚的生活時代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非常接近，但生平資料的保存卻有天壤之別，曹氏本人的資料很少，而袁枚的生平資料卻特別齊備。清代同治年間，有方濬師的《隨園先生年譜》；20世紀20年代有楊鴻烈《袁枚評傳》，其中也有“年譜”一章，幾占全書一半的分量；20世紀80年代又有傅毓衡《袁枚年譜》。石玲選擇影響袁枚性格、觀念、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些方面予以重點關注。
　　1、“窶人子”
　　清康熙五十五年袁枚出生于錢塘大樹巷一個貧寒的書香門第之家。《隨園詩話》中有“自慚窶人子”之說。袁枚小時家境貧寒，經(jīng)濟來源有兩條途徑：父親做幕僚的收入和母親的十指勞作。母親即使辛勤勞作、甚至變賣首飾衣物，還是不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由于家境貧寒，袁枚少時愛書如命，卻又無力購買。袁枚是在物質上的貧困與感情上的富有中成長的。其一，他生活在寬松的環(huán)境中，祖母寵縱、母親呵護、姑母照顧，使他的個性得到自由、健康的發(fā)展，在思維上沒有多少條條框框的約束。其二，他在女性環(huán)繞中長成，受女性影響比較大。當時婦女沒有在社會舞臺上表現(xiàn)的機會，因而士人中存在的社會話語與私人話語的矛盾或割裂的狀態(tài)，在她們的身上幾乎不存在，袁枚的“理足口即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見出這種影響的痕跡。其三，他在孩提時代即表現(xiàn)出對文學的極大熱情和強烈認同感。袁枚對文學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是自由意志的體現(xiàn)，沒有多少功利的動機。
　　心理學家認為，幼兒期的體驗對性格的形成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袁枚一空依傍、天馬行空的思維方式、以獨特的視角審視歷史與人生、某些進步的婦女觀、從官場這個獨特男性群體淡出和他最終成為一個文學家，都與他的素質和生長環(huán)境密不可分。
　　2、第一次遠行到廣西1735年袁枚考取鄉(xiāng)試資格，要等兩年后才能應考鄉(xiāng)試。在此期間幸得友人柴耕南之兄柴東升的資助得以赴廣西桂林省視叔父袁鴻。因為這一次遠游，給了他一個展現(xiàn)才華的機會，改寫了袁枚的人生軌跡。
　　如果說在此之前袁枚只是讀萬卷書的話，這一次則是行萬里路：錢塘江兩岸的綺麗風光、風浪大作的彭蠡湖、秀美的湘江，長沙、巴陵、萍鄉(xiāng)……他飽覽名勝，尋訪古跡。廣西之行，袁枚不僅飽覽名山大川、名勝古跡，更為重要的是，在金鉷府中一揮而就的《銅鼓賦》，為他贏得了聲名，也贏得了赴京師應博學鴻詞試的機會，為自己贏得了自信。這對于一個21歲的年輕人來說很重要。
　　3、北上京師：博學鴻詞報罷·中進士·入翰林1738年秋天，二十三歲的袁枚中順天戊午科鄉(xiāng)試舉人。第二年春天，二十四歲的袁枚通過殿試，考取進士。在同榜考取的三百人中名列第五，即入翰林，旋改庶吉士少年得志的袁枚此時充滿激情與自豪，正如他在詩中所寫：
　　“十二舉茂才，二十試明光，廿三登鄉(xiāng)薦，廿四貢玉堂?！薄盃枙r意氣凌八表，海水未許人窺量?！敝镜靡鉂M的袁枚對前途充滿希望與信心。是年袁枚乞假歸杭州，迎娶王氏。金榜題名，洞房花燭，兩大賞心樂事，先后降臨在年輕的袁枚身上。這是袁枚一生中最為得意、暢快的日子。
　　三年學習期滿，依照慣例舉行散館考試，袁枚的滿文成績列入下等，被外放江南為知縣?，F(xiàn)實的巨大落差所引發(fā)的失落與不平，流露于袁枚詩作之中。“頃刻人天隔兩重，難從宦海問前因”。在“人盡惜”聲中，袁枚心中懷才不遇、大材小用的自惜之情許久不得消解。這種經(jīng)歷對于詩人來說，卻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袁枚受到高度評價的七律詩作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也正是此時的詩作為他贏得了詩壇上的聲譽。
　　4、外放江南與辭官袁枚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別京師，出任溧水縣令，從其“才子合從三楚謫，美人愁向六朝生”的詩句可以看出，他已完全以謫官自居了。這一時期袁枚膠著于世俗生活，嘗盡循吏甘苦，是他一生中最為忙碌的時期。
　　袁枚既不愿敷衍塞責，愚弄百姓，又不喜歡屈尊奉迎，平庸瑣細的俗吏生涯，與袁枚的生命價值觀格格不入；而“受戒僧”式的生活方式，與袁枚酷愛自由的個性抵觸很大。最終他主動告別官場，從中抽身而出。乾隆十四年（1749），三十四歲的袁枚正式辭官，市隱于此前一年購得的隨園。
　　袁枚為什么出資購置一處破敗的荒園？他是想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建筑“有我”之境。從這個意義上說，袁枚從購園的主觀動機，到日后對園林的步步經(jīng)營，無不體現(xiàn)著他的良苦用心。
　　袁枚得到此園后，心中十分高興，他為隨園寫詩作文，興奮溢于言表，“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兩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痹谧龉倥c園居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這是對人生道路的自覺選擇?！耙坏┓湃A山，此身為我有。”袁枚感到一身的輕松。既是“適我”，既然沖出樊籠，“我”為我所有，那么，“我”的選擇必然體現(xiàn)其主觀意志，這就是生命特質與生命價值觀合而為一的文學之夢。“好詩難與官同做”，他由余事做詩人轉為專心做詩人。
　　應該說，在年輕得意之際，袁枚的志向決不僅僅是做一詩人，“立名最小是文章”。而在“自期必管樂，致君必堯湯”的幻想破滅之后，他的人生價值觀隨之發(fā)生了變化。他垂老之時寫的《示兒》詩中，甚至鼓勵兒子不必在意科舉應試：“可曉兒翁用意深，不教應試只教吟。九州人盡知羅隱，不在《科名記》上尋。”已將個人的才情置于科舉應試、仕途經(jīng)濟之上。
　　二、袁枚生活的時代：“康乾盛世”
　　袁枚生活在封建時代最后的一個盛世———“康乾盛世”?？滴踔衅陂_始，社會經(jīng)濟恢復、繁榮，一度受到嚴重摧殘、在明代中葉開始綻發(fā)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的萌芽，在18世紀重新頑強地生長起來。在“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時期，封建時代的繁榮達到了極盛，社會的物質財富空前豐盈。
　　這種情況影響的不僅是經(jīng)濟領域，甚至導致了價值體系的轉換，成為個性思想再度滋生、繁衍的重要社會基礎。在商品經(jīng)濟背景下，經(jīng)濟與人格的獨立，使士人減少了對科舉制度的依附，也減少了對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認同。
　　《四庫全書》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修纂，考據(jù)之學盛行，就連富商大賈、皇室成員都要學幾句考據(jù)的話?？紦?jù)的思維方式是形而下的。袁枚認為，“文章家如飛兔流星，超山越?！?，“考據(jù)家如縫人量布，經(jīng)紀算帳，分毫尺寸，絲毫必爭”。那個時代以亦步亦趨的考據(jù)和飛兔流星、超山越海的文學并存為特征。袁枚大聲疾呼，考據(jù)和創(chuàng)作勢同水火，完全是兩種思維方式。
　　考據(jù)盛行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思維方式上趨細、趨實，而這種思維方式，一定程度上吞噬了人們的獨創(chuàng)精神，進而吞噬了哲學，吞噬了詩性，造成了這一時期哲學的貧困、詩性的迷失。
　　對詩歌而言，失去詩性思維、失去創(chuàng)造精神，其后果和影響是致命的。袁枚在《仿元遺山論詩》中評夫己氏（翁方綱）的詩歌創(chuàng)作時說道：“天涯有客號令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br>　　問題的關鍵在于，考據(jù)式的思維方式壅塞了詩人的創(chuàng)造力與領悟力，窒息了他們的靈性，靈心沒有了，即使抄到或模擬到富有靈性的詩篇，也已經(jīng)不解靈性了。
　　18世紀是中國哲學的貧困時期，文學家承載了哲學家和思想家的使命。本時期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如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以及袁枚之《隨園詩話》等，都對社會問題以及人之存在意義做了深入思考。《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與士人關系的思考已經(jīng)深入到制度層面，篇末“四大奇人”的出現(xiàn)體現(xiàn)出作者對生存方式的探尋；《紅樓夢》對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叩問，表現(xiàn)出對生存的高度自覺；《隨園詩話》強烈的個性思想與自我意識是江南士人人生態(tài)度與精神狀態(tài)的真實寫照。
　　清代中葉性靈文學產(chǎn)生于江南地區(qū)性靈思潮涌動的背景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吳敬梓以及袁枚等人，生活在相近的時空，都在南京生活過。性靈思想與性靈文學的倡導者幾乎都是南方人。
　　三、性靈說袁枚以性靈說著稱于世。性靈思想是中國文學最率真、活躍、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一部分。先秦時期莊子學說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性靈思想的萌芽（老莊）。根據(jù)學者的研究，考諸南北朝之前的中國本土文獻，“性靈”一詞尚無獨立意義，“性靈”一詞最早是作為思想史的范疇出現(xiàn)于南朝劉宋文帝時期的。其后，南朝梁代鐘嶸將其引入詩歌批評：“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認為阮籍的詩能“陶性靈，發(fā)幽思”。
　　性靈文學思想形成“性靈說”是在晚明時期。在商品經(jīng)濟活躍、陽明心學等因素的推動之下，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公安派所倡導的“性靈說”無疑是清中葉性靈思潮的先導，但公安派要反撥的是明中葉以來的復古文學主張，表達的是叛逆色彩濃重的個性意識，“破”的意味更強。袁宏道言“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薄坝袝r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可以見出矯枉的力度。
　　袁枚的“性靈說”不僅是文學主張,更是借助詩學來解決生存困惑。他的“性靈說”通常是被作為詩歌主張來看待的，不管是晚明公安派的性靈主張還是清中葉袁枚的性靈說，都是由文學家旗幟鮮明地提出來的。但在袁枚那里，性靈說在其最深的層面上具有思想史、哲學史的意義，在具象上表現(xiàn)為詩歌主張，袁枚性靈說是借助詩學來解決生存困惑的。所以，性靈說首先是一種價值觀，一種生存的自覺意識，關乎人生題旨，承載了哲學的思考。
　　袁枚巨大的思想成就早已受到中國思想史學者的關注和重視。蔡尚思認為，袁枚“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至于文學家、詩人，只是次要的”，“其主次地位一直被顛倒”。朱榮泉的《隨園詩說的研究序》認為，“在袁枚以前，歷來論詩的，都偏重于詩的外形，而忽略了詩的內質。宋人論詩，多拘于詞句；明人論詩，又宥于派別。即在清初極占勢力的漁洋的‘神韻說’，亦不過在詩的音調風格上，加些發(fā)明而已。他如‘格調’、‘肌理’、‘聲調’諸說，更把詩的形式，研究到牛角尖里去了。直到袁枚‘性靈說’出，詩的真生命才被發(fā)現(xiàn)。”
　　考諸袁枚性靈說，“性情”是其理論的核心，同時又很強調靈機與靈趣，追求一個“靈”字，它既包括創(chuàng)作主體猶如源頭活水的活躍思維狀態(tài)，充滿“靈機”“靈思”，也包括外化在詩歌表現(xiàn)上的靈動活脫?！靶造`之說，不僅重視性情之真，同時十分強調藝術上的靈感作用”，“把真實的感受生動活潑地表現(xiàn)出來，這就是性靈說的真諦之所在”。
　　在袁枚看來，“詩者，人之性情”“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沒有性情，就沒有詩歌；而詩歌又是個人意志的書寫，因而“性情”帶有強烈的自我指向與個性特征：“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為之則為之，我不欲為則不為”，“作詩不可以無我”。因為“詩者，各人之性情耳”，“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總之，非常強調表現(xiàn)自我之個性；同時，詩人的感情不僅要真切，還要強烈、沉摯?！扒槿缋兹缭?，彌天塞地，迫不可遏”“詩，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詩”，“詩情愈癡愈妙”。進而，能否自覺地、詩意地生存，就成為人的存在最重要、關鍵的問題。顯然，在這里性靈說已經(jīng)深入到人之存在意義的哲學層面。
　　袁枚性靈說一反儒家學說重集體性、同一性的傳統(tǒng)，極力鼓吹個性、注重自我，旗幟鮮明地標新立異，特別強調人的獨立性，類似的表達比比皆是：“丈夫喜獨立，各有精神強?！薄拔乙嘧粤⒄?，愛獨不愛同?！鄙踔猎谧x書的方式上也是立足于自我的：“我道古人文，宜讀不宜仿。讀則將彼來，仿乃以我往。面異斯為人，心異斯為文。橫空一赤幟，始足張吾軍?！?br>　　因為袁枚非常關注“適我”的問題，因而自我的生存狀態(tài)就顯得格外重要：“不得行胸臆，頭白亦為夭。茍得快須臾，童殤故已老。”可以清楚地看到，袁枚性靈說是一種哲學思考，這種思考聚焦個體生命，以張揚自我意志作為生命存在的追求與目標，其最大的特點是極力突出自我意志在生存中的主導地位與決定作用，人活著要“隨”自己的心。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不取決于生命時間的長短，而在于自主自覺支配的程度。如此強烈的自我意識，顛覆了傳統(tǒng)士人的價值觀念，與“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tǒng)觀念大相徑庭。性靈說歸根到底是基于生存自覺的人生價值觀和生存態(tài)度。
　　價值觀的改變必然導致價值判斷及行為方式的一系列改變，張揚自我的生存自覺導致了一種懷疑精神與叛逆態(tài)度。在袁枚那里，“六經(jīng)雖讀不全信，勘斷姬孔追微?！?，對儒家經(jīng)典持一種懷疑態(tài)度。為了“不負人間過一回”“此生原不算蹉跎”，堅守自己的意志，寧肯放棄做官，以三十四歲壯年作別官場，旨在擁有自己的生命：“心為身之主，身乃心之友。以主奉佳賓，陶然飲一斗?！?br>　　那么，如何表現(xiàn)人之性情？袁枚強調靈機與靈趣，特別追求一個“靈”字，要讓百句活，不讓一字死！追求在味鮮、趣真、意新、出色中表現(xiàn)人之活生生的性靈。他借用宋代雪竇禪師之偈來描述這種靈動的狀態(tài)，“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薄膀札埳鷼獗M，不如鼠橫行”。
　　袁枚所標榜的“性情”，關鍵在于寸心之“真”，“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則敷衍成文矣?！鼻蟆罢妗?、表現(xiàn)自我真性情的強烈訴求在性靈說那里得到集中體現(xiàn)。它與功名利祿無關，“但知有情，不知有名”。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于詩之傳，并無意于后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為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誤矣!”詩是表現(xiàn)自我、發(fā)抒懷抱的，不是賣弄學問、競取功名的手段，帶有鮮明的非功利指向。袁枚好友薛雪也在《一瓢詩話》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真詩好文？”
　　文學關乎性情，基于沒有性情就沒有詩歌的認識，在袁枚看來，“古今同一局”，“性情”貫穿于整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不因朝代、帝王年號的改變而改變：“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因此，“仰天但見有日月，搖筆便知無古今?！蝗缪谄涑罩徽撛姟?，人的性情是永恒的。顯而易見，袁枚以性情統(tǒng)領文學史，具有一種穿透歷史的大文學觀。
　　文學既然是自我“性情”的真實表達，或者如曹雪芹所說是“兒女之真情”的凝結，歸根到底是人真實的生命體驗，并在生命體驗過程中追尋存在的意義。這是一個永恒的、根本的問題，貫穿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具有歷史穿透感。穿透歷史的深刻正是中國十八世紀文學最鮮明的印記。
　　袁枚性靈說不僅強調自我之“性情”，同時也肯定和尊重他人表達性情的權利。在袁枚看來，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性情，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性情，因而詩人沒有地位高低、貴賤之分，就不應該有性別歧視。他能夠平視女性，尊重女性（女弟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觀念。這些思想觀念上的突破，根源于自我生存自覺以及對他人生存權利的尊重。
　　袁枚性靈說受到江南詩性文化的哺育，在“求真”的同時，還追求“美”。江南的詩性文化與北方以政治倫理為基本結構的文化有著顯著的不同，前者更注重人的自由意志與美學情趣，后者則更強調社會規(guī)范。
　　性靈文學追求詩意的生存。袁枚親自營造的隨園則是他充滿詩意的棲息地。正如有學者所言的，“中國園林，則是為了想象，它是人文氣質的”，“他的環(huán)境是一種虛構，他的生活是一種哲學，他的宇宙是一個夢想?！薄霸娨馍妗迸c生存自覺密不可分，在乾隆時期也具有一種時代風向意義。
　　四、性靈詩袁枚從九歲開始作詩，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終與詩歌有著不解之緣。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長達七十余年，說他傾畢生之精力與心血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一點不過分。袁枚的生命與詩歌創(chuàng)作相依而存，詩歌是其生命的表現(xiàn)與寄托，生命在他的詩作中得以永駐。他本人對其詩作極為珍視，將其視為“神明”，甚至在病重之際，仍愛不釋手，吟哦把玩。
　　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小倉山房詩集》三十七卷、《小倉山房詩集補遺》兩卷，共收入袁枚21歲至82歲六十余年間的詩作，計4480余首。實際上，袁枚詩歌的數(shù)量還遠不止現(xiàn)存的這些。
　　1、七律：專長獨擅從袁枚的時代起，人們一致推重的是他的七言律詩。舒位在《瓶水齋詩集》甚至認為，袁枚是繼杜少陵、李義山、陸放翁之后七律發(fā)展史上的第四個里程碑。舒位之所以將袁枚視為七律大家，是由于七律在袁枚的手中“又能一變”?！耙蛔儭弊冊诤翁幠?？借用舒位的話，即“雖智巧所寓，亦風會攸關也”，才筆與智巧中不失傳統(tǒng)風范是其突出的特征，因而能夠獨步一時。為袁枚贏得盛名的七律詩作，大都寫于乾隆七年（1742），袁枚在散館考試中滿文成績名列下等，被外放江南作知縣之際，為他最初奠定詩壇地位就是《落花》（十五首）《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四首）這些七律詩作。如他的《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
　　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猶忍淚為諸公。紅蘭委露天無意，黃鵠摹霜夜有風。莫向河粱頻握手，古來溝水尚西東。
　　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夕陽自照平臺樹，修竹誰栽小苑春。五月琴裝催下吏，一時酒盞遍騷人。相看行李無他物，剩有蓬山雪滿身。
　　這組詩作于乾隆七年，袁枚外放江南的前夕。境遇的巨大變化，對于少年得志、對前程有極大預期的袁枚來說，不啻當頭一棒。當年袁枚以進士第五名入翰林院，他的志向是“擇官必將相，致身須唐虞”（《雜詩八首》），是“海水未許人窺量”（《子才子歌示莊念農(nóng)》），怎甘心外放江南作一縣吏！此時彼時的巨大落差激起了袁枚心頭的波瀾，他的不平、失落、傷感、茫然等等情緒交織在一起，化而為詩。
　　第一首開頭一聯(lián)，營造了落葉蕭蕭的凄清氣氛，這正是詩人自己凄涼的心理底色。而頷聯(lián)中的一個“甘”字里，包含了多少的不甘與無奈！詩人的淚水又豈止只為離別幾位同年朋友而流。即使淪落到外放的地步，詩人仍以“紅蘭委露天無意”來為天子解開脫，誰讓你人在官場、對官場抱有幻想！
　　然而心中到底是意難平，第二首不免流露出牢騷與內心的悲苦。頃刻間，人間天上隔若兩塵，仕途之路是如此難以捉摸。袁枚所感到的只是心頭的凄涼，科場報捷的聲音似乎猶在耳畔，殘酷的現(xiàn)實又降臨他的身上。他用“夕陽自照平臺樹”的詩句，道出了自己的孤獨與落寞。用“修竹誰栽小苑春”表現(xiàn)對所熟悉的景物的留戀之情。而外放已成定局之勢，行將告別同年好友，踏上南行的路程，行李上落滿了翰林院的雪花！
　　再如《落花》，這組詩作于《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之后不久，詩人離開京師之前：
　　江南有客惜年華，三月憑欄日易斜。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為花。仙云影散留香雨，故國臺空剩館娃。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
　　這些作品集中體現(xiàn)了“智巧”的特色。詩中以落葉蕭蕭、人天兩隔、夕陽遠樹等凄清景物，將心中的失意、不甘、孤獨與落寞等曲折復雜的感情表現(xiàn)得絲絲入扣。詩人巧用意象，用筆布局亦很巧妙，其“運心靈”的才子之氣最終還是落到七律意境的深沉與含蓄蘊藉上面。
　　2、古體詩：天才發(fā)露袁枚的近體詩有不少佳作，但僅僅肯定袁枚近體詩的成就是不夠的。袁枚的近體詩與古體詩體現(xiàn)著兩種不同的美學特征，忽略了哪一個方而，都會影響對袁枚詩歌創(chuàng)作的全面把握。袁枚的古體詩作集中體現(xiàn)了他自由的個性，極能鋪張其才子之才，靈感閃爍，激情奔放，是袁枚最具天才特色的作品。袁枚的古體詩更能體現(xiàn)才人之詩的特征。法國大百科全書稱袁枚是清代最富有獨創(chuàng)精神的人物之一，并非溢美之詞。
　　作為—個才子詩人，袁枚“一生心性愛疏狂”。在他看來，“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他追求的是天才式的放浪。
　　袁枚的古體詩值得注意，不僅是數(shù)量大，占袁枚現(xiàn)存詩作近十分之一，而且是袁枚個體生命特質的—種體現(xiàn)，充滿創(chuàng)造性和天才性。
　　袁枚之所以對古體詩情有獨鐘，是與其詩歌見解密不可分的。在他看來，“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何以得—二韻約束為之?既約束，則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性情是詩歌的靈魂，不可以—二韻律約束為之?；谧陨淼膭?chuàng)作實踐，他認為“格律嚴而境界狹”，過分拘泥于格律，勢必規(guī)限詩情的揮灑，只有“空諸一切，而后能以神氣孤行”。古體詩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間，袁枚說：“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日不成—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余，可使才氣卷軸”?？梢姡妒褂霉朋w詩的形式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古體詩更易于施展才氣，澎湃激蕩的詩情，須突破近體詩的邊幅，才能予以酣暢表現(xiàn)。
　　袁枚的古體詩大都激情奔放.縱橫迭宕，感情真摯，天籟自成，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膀v空之筆，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誠足傾倒一世”(吳應和等《浙西六家詩抄》)。從表現(xiàn)內容上看，袁枚的古體詩多涉題詠險峻山川（《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觀大龍湫作歌》《到石梁觀瀑布》《登華頂作歌》）、慨嘆民生疾苦（《苦災行》《捕蝗曲》）、抒寫自我懷抱（《子才子歌示莊念農(nóng)》）、哀悼亡者（《哭阿良》）。這些作品，或汪洋恣肆，或慷慨激昂，或狂放不羈，或長歌當哭，大都激情澎湃，迭宕起伏，筆力雄健，一瀉千里。它們有的靈感頓作、神思涌動，“天魔獻舞，花雨彌空”；有的慷慨淋漓直抒胸臆；有的至情不文，至真不文，是心靈的坦露與獨白，具有極強的感染力。
　　3、其他詩作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馬嵬》）水竹三分屋二分，滿墻薜荔古苔紋。全家雞犬分明在，世上遙看但綠云。（《春日雜詩》）詩人將瞬間所見、所聞、所為動態(tài)鎖定，輕靈通脫。試想屋舍在流水與竹林之間，滿墻的綠藤將其掩遮，分明聽見家居的雞犬之聲，遠遠望去，卻只見一片綠云，多么生動、鮮活！(整理：文學院 李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