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人相輕。以古今中外文人觀之，此言不虛。
　　閑暇無事，讀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發(fā)現(xiàn)了日本平安時代另一個女作家紫式部對其的評價：“清少納言這人端著好大的架子。她那樣自以為是地書寫漢字，其實，仔細(xì)看來，有很多地方未必妥善的……”
　　字里行間全是不滿和指責(zé)，作為隔著時光的讀者，不由會心一笑。因為，紫式部和清少納言是日本平安時代兩位重要女作家，后來常被一起提及，她們的 《源氏物語》和 《枕草子》也并稱為“平安雙璧”。紫式部所批評的清少納言的特點恰恰也是她自己具有的，她們的作品卻共同體現(xiàn)了日本文學(xué)的 “物哀之美”。靜夜里，隔著歲月，隔著國度，不由得掩卷輕嘆:這兩位同時代的日本女子，如果能互相欣賞、互相唱和、互相切磋，該是一段文壇佳話吧？
　　沈從文對汪曾祺從來不吝贊美：“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并把汪曾祺的文章推薦給李健吾和鄭振鐸發(fā)表。汪曾祺也非常懂得和敬重沈從文，在行軍過程中，只帶了沈從文寫的書；二十歲那年，為了沈從文而報考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只是想聽這個人說話；沈從文死后，汪曾祺圍著老師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流淚，痛哭。
　　1829年7月10日，巴黎田園圣母街11號，雨果請了一批作家、詩人和畫家，來聽他自己朗讀新寫的一部戲劇。眾人對雨果的吹捧，讓巴爾扎克很不以為然，同時又對吹捧的不是自己而心如刀絞。大仲馬參加沙龍時與雨果關(guān)系很好，但隨后因在戲劇界與雨果競爭而不和。沒有被邀請的司湯達那時正在創(chuàng)作《紅與黑》，他與雨果不和，已是巴黎公開的秘密。
　　不過，偉大的文人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都用自己的努力證明了自己：雨果的 《悲慘世界》、 《巴黎圣母院》譽滿全球，他借此成為浪漫主義奠基人；巴爾扎克的 《高老頭》、 《歐也妮·葛朗臺》，犀利真實，他憑此成為現(xiàn)實主義的引領(lǐng)者；大仲馬憑借 《三個火槍手》、《基督山伯爵》，司湯達憑借 《紅與黑》、 《阿爾芒斯》，躋身世界文壇。
　　他們的嫉妒，像高貴勇士的蹙眉嘆息，而不是一群爛衣兵丁的深夜混斗；他們的不滿，化為動力，成就了自己豐碩的果實，而不是化做一束爛藤，去纏死名花。
　　可是，總覺得，在懂得自己的人群里散步，是更愜意的事吧，否則便是對牛彈琴、雞同鴨講。而文人之間，最具備成為知音的條件，因而也最應(yīng)該相親，而不是相輕。
　　將軍拔劍，有人愿做長風(fēng)，繞其獵獵戰(zhàn)旗，該是多么美好的事！如此，一個人的明亮便能照亮另一個人的明亮，兩個人一起抵御寒涼；一些人的明亮便能連著另一些人的明亮，文字的世界里就會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