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沙博理 （SidneyShapiro,1915-2014）和葉君健（1914-1999）是同時代人，猶太裔美國籍的沙博理1947年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兩人在外文出版社英文期刊《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共事。
他們都翻譯了茅盾的“農村三部曲”：葉君健的英譯本早在1946年就完成并在英國出版，沙博理則是在十年之后重拾三部曲翻譯。至于沙博理和葛浩文（HowardGoldblatt,1939-），目前沒有確證顯示兩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接觸，不過二人似乎以譯會友，沙博理翻譯的《小城三月》經葛浩文修訂之后被納入了《蕭紅小說選》（SelectedStoriesofXiaoHong）。如此看來，三位譯者因為共同的翻譯作品在文學的時空結緣了。
除了在翻譯作品上的關聯，三人在各自的漫漫文學翻譯生涯中，也存在諸多交錯。沙博理與葉君健、葛浩文均在而立之年以后初探文學翻譯領域，豐富的人生閱歷塑造了他們不俗的文學甄別與感悟能力。那么在這些共同點背后，他們又存在哪些不同呢？
一、《農村三部曲》：心境不同，策略迥異沙博理自1951年起以外國專家身份擔任翻譯和編輯，先后供職于對外文化聯絡局、外文出版社、《中國畫報》雜志社。沙博理在五十年的國家翻譯實踐生涯中產出了逾千萬字的譯作，尤其在1950-1966年間翻譯了20多位作家的現當代作品，為新中國的翻譯事業(yè)和文化對外傳播做出了杰出貢獻。
圖為沙博理和妻子鳳子結婚照葉君健，湖北黃安（今湖北紅安）人。
做過記者、編輯、大學教授，也是一位作家、翻譯家。1949年歸國后任文化部外聯局編譯處處長，《中國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外文學交流委員會主任。葉君健除了翻譯茅盾的《農村三部曲》外，還翻譯收錄魯迅、丁玲等作品的小說集 《新任務》；創(chuàng)作的英文長篇小說《山村》受到英文讀者的歡迎。因其翻譯的《安徒生童話全集》的成就，獲得“丹麥國旗勛章”。
《農村三部曲》是茅盾的代表作，反映了在封建勢力和外國統治者的共同壓迫之下，原本可以實現自給自足的農民被推向破產的悲慘遭遇，作品中蘊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景物描寫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葉君健翻譯的 《農村三部曲》（ThreeSeasonsandOtherStories）1946年在英國倫敦出版，當時中國還是內戰(zhàn)連綿，而沙博理翻譯該作品時新中國已經建立，二人翻譯此文時的心境該大有不同，采取的翻譯策略也是各有千秋。
?。?）人物塑造《春蠶》中四大娘和荷花的對話將老通寶愚昧固執(zhí)的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
原文：“老糊涂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她倒又要了（《春蠶》）葉譯：“Thedodderingoldfoolhateseverythingthatbearsthewordforeign’ex鄄cept,ofcourse,silverdollars.”**SilverdollarswerefirstintroducedinChinafromMexico.SoinChinesetheyarecalled“foreigncoins.”
沙譯：“Theoldfoolonlyhastoheartheword ‘foreign’tosendhimupintheair!He’lltakedollarsmadeofforeignsil鄄ver,though;thosearetheonly‘foreign’thingshelikes!”
兩個譯本都未將“七世冤家”翻譯出來，不過，葉君健選擇了用“hate”來展現老通寶的不滿情緒，體現了葉君健對譯文讀者的考慮。葉君健對原文的處理更多受市場和讀者的影響。而沙博理的譯本則選用了 “sendsomebodyupintheair”來表現“七世冤家”的情緒，使用擁有同等交際效果的英文俗語來呈現原文的文化信息，對洋錢的解釋也是插入在原文之中，最大程度的保持原文的面貌，呈現其制度化譯者的特點。
（2）環(huán)境描寫農村三部曲中呈現了大量的景色描寫，下例中老通寶因為賤賣蠶繭臥病在床，康復之后，看到村莊的景色蕭瑟和冷清了許多。
原文：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fā)黃？（《秋收》）葉譯：……，butinthedistancehecouldseethesmallriverflowingwhiteasmilkinthereflectedglare.
沙譯：Beyond,thelittlestreamwasastripofflowinggold.Butitswaterlevelhaddroppedconsiderably;theweepingwillowsalongthebankshadaparchedlook.
葉君健的譯文直接省略了后兩個分句的景物描寫，不止此例，葉君健對多處景色描寫進行了刪減，體現出其對故事情節(jié)緊湊和流暢的提高的考量，而將“像一條銀帶”翻譯為“白的像牛奶一樣”，其受市場驅動對讀者因素的考慮不言自明。沙博理的翻譯則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結構和內容，實現了最大程度上對原文的忠實，是其制度化譯者的體現。
（3）文化特色詞原文：“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腳，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春蠶》）葉譯：“It’snoneofyourbusiness!ShewhoiswithoutshameshouldknowwhomImean,for‘Eventhemanwholiesdeadknowswho’skickedhiscoffinwiththetoes.’Whyshouldyoubother”.
沙譯：“Thinkyoucanhandleme?I’mtalkingaboutashamelessman-crazybag鄄gage!Iftheshoefits,wearit!”
葉君健對“你管得我”的翻譯直接套用英文的表達，而沙博理的翻譯更能體現原文的特點，表現出了劉寶的潑辣形象。對俗語的翻譯，葉君健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力圖將原文的信息傳遞出來，最后一句譯語顯然比原文更加委婉。沙博理則是選取譯語文化對應的俗語，又調整語序，更符合話語邏輯，最大程度顯現出原文本質，是其制度化譯者的特點。
二、《小城三月》：風格一致，惺惺相惜《小城三月》首譯本SpringinaSmallTown由沙博理獨立翻譯，刊發(fā)在《中國文學》1961年8月號第59至82頁。小說原文由6部分組成,共計 188個自然段，13,000余字。沙譯本嚴格遵循原文的安排，將譯作分為6個部分，193個自然段，譯本正文前有對作者蕭紅的生平和作品簡介，末尾處有 “TranslatedbySidneyShapiro”。
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述評蕭紅的博士論文，該論文也成為了其著作《蕭紅評傳》的基礎。葛浩文的研究讓他與蕭紅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曾說“沒有蕭紅，我什么都不是”。同時，蕭紅也因為葛浩文的研究而出現在西方世界，正如劉紹銘先生所說———“葛浩文把蕭紅帶到西方世界來，功不可沒”。
圖為葛浩文與林麗君夫婦對照沙譯本和選集本，可以發(fā)現兩個譯本的行文安排和段落數完全一致，只是選集本正文前沒有附任何說明文字。兩譯本在單詞的拼法、標點使用、地名的拼法和個別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僅有20余處。鑒于葛浩文既是蕭紅研究專家，他將沙博理的譯本稍作修改收入自己的譯作集并經由中國文學雜志社作為熊貓叢書出版，足以說明葛浩文認可沙博理譯本，認為該譯本與自己的風格有一致性，沒有必要重譯。
《小城三月》沙譯本嚴格遵照原文的敘事順序，個別增刪、調整可以忽略不計，可謂是十分忠實原文的譯本。譯文并不拘泥于原文，在個別句式上作了必要的變換，用詞得當，符合英語表達習慣，讀起來順暢自然?？醋g例：
原文：①翠姨生的并不是十分漂亮，②但是她長得窈窕，③走起路來沉靜而且漂亮，④講起話來清楚的帶著一種平靜的感情，⑤她伸手拿櫻桃吃的時候，⑥好像她的手指尖對那櫻桃十分可憐的樣子，⑦她怕把它觸壞了似的輕輕地捏著。（《小城三月》）。
譯文：①Thoughnotespeciallypretty,②Jadewasslender,③andshehadaserenelovelywalk.④Herspeechwasclearandchargedwithquietemotion.⑤Whenshestretchedoutahandtotakesomecherries,⑥herfingertoughedthemlightly,⑦pity鄄ingly,⑧asifafraidtohurtthem.
本段是對翠姨外貌舉止的細致描寫，多用短句（7小句），敘述平穩(wěn)順暢。譯文也多用短句或單詞（8小句），忠實于原文表達。同時，沙博理也調整了句式，如原文3、4句是動作，而譯文則以名詞作主語，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傮w上譯文忠實于原文，在細節(jié)上又不失靈活，語言自然流暢，符合英語表達習慣。
葛浩文被譽為“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尤以英譯蕭紅和莫言的小說著名。他認為“忠實是指導葛浩文翻譯的第一準則”，但同時他也承認翻譯即背叛，因此葛浩文會對原文進行“大膽組合、變形與再創(chuàng)造，刪除不譯或根據具體語境變通意譯”，力圖實現譯本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在讀者意識的引領下，葛浩文傾向的是“遵守譯入語主流文化規(guī)范的歸化式譯法”。再看譯例：
原文：那邊狗叫人喧，天亮了，從東邊的高粱地里，露出了一弧血紅的朝陽，陽光正正地照著羅漢大爺半張著的黑洞洞的嘴（《紅高粱家族》）。
譯文：Abarkingdog,humanshouts,dawn.Thecurvedoutlineofablood-redsunroseabovethesorghumfieldtotheeast,itsraysshiningdownontheblackholeofUncleArhat’sopenmouth.本句是羅漢大爺血腥屠殺了兩頭騾子之后的畫面。葛浩文把原文的“狗叫、人喧和天亮”譯成了三個獨立的名詞/名詞短語。這種靈活變通雖然形式上與原文有些出入，但十分簡潔傳神，形成了強烈的畫面感，又保留了原文極強的藝術性，是忠實基礎上的背叛。二人都將忠實奉為翻譯的第一準則，同時又不囿于忠實的框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增減、拆合、改寫等叛逆，既在風格和情感上忠實于原文，又在表達上靈活多變；二人都具有對話意識和讀者意識，傾向歸化式譯法，力圖保持中國文學傳播與譯本可讀性之間的平衡。
三、端木蕻良小說：美學再現，花開兩枝圖為青年時代的端木蕻良端木蕻良 （1912-1996），現代著名作家、小說家，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大地的?！?、《大江》，短篇小說集《土地的誓言》、《憎恨》、《風陵渡》等。端木蕻良的部分作品在解放后得到了修訂，修訂內容包括個別字詞的完善和故事情節(jié)的改動。沙博理參照的藍本為解放后的修訂版，葛浩文參照的藍本為解放前的原版。
《雪夜》和《鴜鷺湖的憂郁》是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說精品，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令人驚嘆的語言和想象力，細膩多變的環(huán)境描寫，尤其是獨具匠心的人物心理和意識流動描摹，造就了這兩篇小說的現代美學品格。
?。?）人物塑造在《鴜鷺湖的憂郁》中，瑪瑙和來寶閑聊時，瑪瑙提議同來寶一起加入“義勇軍”：
原文：“來寶哥，咱們也當義勇軍去好不好?”
“那還用說,到那時誰都得去，不是中國人嗎 ?”（《鴜鷺湖的憂郁》）葛譯：“BrotherLaibao,let’sjointhevolunteers,whatdoyousay?”
“Ofcourse.Whenthetimecomes,we’llallgo.We’reChinese,aren’twe?”
沙譯：“… Whydon’twejointheVolunteerstoo?Whatdoyousay?”
“Naturally.Anyone who doesn’tjoinwhenthetimecomesisnoChi鄄nese.”
葛譯中的 “We’reChinese,aren’twe？”是附加疑問句，帶有不確定的口吻。從原文來看，來寶為貧苦農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光較為短淺，由此推斷，他是“不太想”去當義勇軍的，所以葛譯較為真實地傳達出了原文描寫的人物個性；沙譯中，雙重否定表示肯定的句式極大地增強了語氣，表現出來寶強烈的“愛國”情感，在主觀上帶有“主動”色彩，而且潛移默化中對讀者起到了“號召”的作用。從這種以加強語氣為目的的句式調整中，可以明顯看出沙博理在國家翻譯實踐領導下的 “制度化翻譯”基調。
?。?）意識流風格《雪夜》中，李總管發(fā)現自己確已迷路，于是焦急探路，看到一戶人家后，喜出望外，誰想這只是一戶棄宅，李總管在大慌大喜之后，此時已是大悲之態(tài)，由此激起了對人生的絕望慨嘆。看譯例：
原文：人間的一切都如在雪海里蕩起的云煙，看看明朗，清晰，等用手一撲，又都幻滅消逝了。他自己就如一團飛沫里邊的一個浪花，方才還是晶瑩圓潤，充滿著生命，頃刻就要破碎了。（《雪夜》）葛譯：Lifeonthisearthislikeawispycloudinsnowstorm.Youseeitclearly,butwithaswipeofthehanditvanishesintothinair.Hewaslikeadropoffroth,crys鄄talline,roundandmoist,andfulloflifeonemoment,thenobliteratedthenext.
沙 譯 ：Lifewaslikethemistinasnow-storm.Yousawitplainly,butwhenyoutriedtotouchit,itvanishedlikeadream.Hehimselfwasnomorethanafleckofforth.Amomentagohewascrystal-bright,round,moist,fullofvitality.Butsoonhewouldbejustaformlessblob.
兩譯本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對時態(tài)的選用。葛譯中的“is”、“see”、“vanishes”三詞均為一般現在時，譯者以“闡釋真理”的視角對原文意識流加以考量，屬于典型的“譯者顯形”。此外，這種跳躍性的視角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使讀者可以將自身與故事人物結合起來，建立遼闊的遐想空間，體現了市場化翻譯色彩；沙譯中的“was”、“tried”、“vanished”三詞則是采用與原文一致的一般過去時態(tài)，是李總管意識流的真實寫照，也是制度化翻譯特征的體現。
?。?）直譯與譯寫瑪瑙詢問來寶今后農民是否會有屬于自己的土地，來寶的回答令瑪瑙十分沮喪，發(fā)出了如下嘆息：
原文：“我都知道———”瑪瑙又嘆息，“咱們沒好，咱們不會好的！”（《鴜鷺湖的憂郁》）葛譯：“It’sthesameoldstory,”Manaosighed.“Thosewithoutanythingwillnevergetanything.”
沙譯：“Iknowallthat,”saidMa-nao.Hesighedagain.“Butitwon’tdousanygood.Ifit’sstillthesameworld,wewon’tbeanybetteroff.”
瑪瑙的嘆息流露出對時局的不滿，“咱們不會好的”表明了他幾近絕望的心態(tài)，葛譯中的“Thosewithoutanythingwillnevergetanything”較大程度上還原了瑪瑙的“悲觀”心理，可以說此處為直譯譯法；而沙譯在表述了“itwon’tdousanygood”用來觀照頹唐的時局之后，又加譯了“Ifit’sstillthesameworld”一句，認為時局仍是有希望得到扭轉的。從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沙博理的制度化譯者心理，通過譯寫手法來緩和尖銳言辭，符合國家翻譯實踐引導下的翻譯模式。
四、結語葛浩文曾表示：“我常常選擇我特別喜歡，也認為是老美非讀不可的作品來翻譯?！备鸷莆姆g選材上表現出明顯的自由化傾向，同時，市場化翻譯痕跡在其譯本中屢見不鮮。葛浩文提升譯者顯形程度以迎合英文讀者閱讀喜好，通過適當刪節(jié)、修改等手法對原文加以“美化”，注重文本的商品價值和商業(yè)效益。沙博理作為制度化譯者，在翻譯選材上受到限制，屬于“任務指派型”文本選擇，在該種由國家策劃的翻譯實踐引導之下，沙博理加大對譯本的“國家效益”之考量，注重其政治價值和社會影響，盡量忠實于原文，再現民族歷史與風土人情，并通過適當調整來緩和部分尖銳敏感的語言現象，力圖塑造民族形象，具有典型的制度化翻譯特點。
通過分析對比沙博理與葉君健、葛浩文的譯本，可以看出三人在翻譯中呈現出明顯的制度化翻譯與市場翻譯差異。沙博理是典型的制度化譯者，身肩對外宣傳民族形象之重任，翻譯時必然受制度化思維影響，在譯文中力圖再現原作之韻，譯本中的“中國腔調”層見疊出。相比之下，葉君健與葛浩文兩位市場化譯者在翻譯選材、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多方面都持有較大自主選擇權，以市場為驅動，以讀者需求為中心，著重提升譯本可讀性與審美性的背后，是對其商業(yè)價值的考量。然而，制度化翻譯與市場化翻譯并非對立關系。制度化翻譯引領市場化翻譯的宏觀方向，助力民族優(yōu)秀文學外譯工作，市場化翻譯可以彌補制度化翻譯的嚴肅選材，發(fā)展翻譯領域多樣性等，二者呈動態(tài)互補，共同構成了翻譯社會性的兩個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