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心目中，父親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知識分子，是一位可以樹為楷模的知識分子。他去世后我們一直想編寫一本書來記述他的事跡，弘揚他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精神，傳承他所表現(xiàn)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風骨。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沒有條件全面地搜集、整理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父親早年歷史比較了解的親戚、同事、朋友相繼離開了人世。我們覺得這件事情越來越難辦，心也越來越沉重。值得高興的是人們還深深記著他，在他逝世多年以后還專門開會來紀念他，我們感到十分欣慰，也促使我們拿起筆來，寫下我們對父親的片斷回憶，權且將他留在人們心中的記憶當成一本書，而將我們的這篇短小的文章當成一篇小序吧。
　　一、憂國憂民，一片赤誠
　　父親出身于一個舊軍人的家庭。祖父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1924年駐防浙江新昌，為當?shù)剞k了不少好事。祖父退伍后家境漸衰，父親靠獎學金讀完高中，以后又考上免費的大學，掌握了一門專業(yè)知識。青少年時代經(jīng)歷的社會動蕩和家境起落，使他深深感受到國家的貧困和人民的疾苦；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和接觸進步的思想，又使他有了憂國憂民的情懷。特別是免費受教育，使他深感受恩于人民，因而終生不忘回報。
　　抗戰(zhàn)時期父親在浙江省財政廳任職，為了抗戰(zhàn)，隨機關轉移到浙東山區(qū)堅持工作。其間，父親利用身份之便協(xié)助身為共產(chǎn)黨干部的弟弟陳山（原名楊時俊）營救了多名被抓的共產(chǎn)黨員和新四軍干部。
　　1940年，父親在國立英士大學任教授，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從有所認識到深惡痛絕，1946年國民黨對黨員重新登記時他斷然拒絕了登記（他在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大學時曾集體加入國民黨）。1947年父親參加了反內(nèi)戰(zhàn)、反饑餓、反迫害大游行，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多名受迫害的進步學生。1948年秋，他受到當局的追查，被列入要暗殺的名單，接朋友報信后被迫變賣家產(chǎn)，倉促離開浙江，帶著懷孕的妻子和家人，輾轉浙江、江西、湖南，一路風塵，艱難地到達桂林，到廣西大學任教授。
　　新中國的成立使父親歡欣鼓舞，他感到國家有了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講課極受學生歡迎。1953年他調(diào)到中南財經(jīng)學院，1954年舉家遷到武漢。當時武漢正在抗御特大洪水，父親擔任了學院防汛工作的指揮，日夜奮戰(zhàn)在江堤上，根本顧不上安頓家人。1955年我們搬到千家街新宿舍，父親每天都在他的書房里工作到深夜。每當他難得的休息一會時，母親總是心疼地提醒我們：“輕點，輕點，別吵醒爸爸！”學院有露天俱樂部，暑假里很多老師會去打打麻將、跳跳舞，但父親從來不參加，他把所有時間都花在教學研究上了。
　　那段時間，父親擔任教研室主任、工會主席及民革委員等職務，他對工作充滿熱情，對未來充滿希望，執(zhí)著于實現(xiàn)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康的理想。同時，他對共產(chǎn)黨在執(zhí)政中出現(xiàn)的一些失誤也非常著急和擔憂。
　　1957年，共產(chǎn)黨號召民主黨派幫黨整風，他就把心中的話寫出來，上書毛澤東主席，就當時我國的人權、法治和民主問題，國家的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問題，知識分子問題，領導作風問題等，提出了許多誠摯而中肯的意見和建議。由于心切，信中未免有一些言辭尖銳、過激的地方。當時的鄰居鐘自能教授好心勸他不要寄出，他卻說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為民，一定會樂意接受意見的，我可拿我的一雙眼睛和你打賭。父親未在社會上公開發(fā)表他的意見書，而只是直接寄給了毛澤東主席本人。“反右”開始后，他主動將此信底稿交給學校黨委，結果被稱為“萬言書”、“一個右派分子的反黨綱領”，公布在長江日報上，遭到了大規(guī)模的嚴厲批判。那時大字報鋪天蓋地，斗爭會夜以繼日，父親默默地承受著，母親害怕極了，幾次帶上小妹在斗爭會場外偷看，深怕父親出事。父親最后被打成“極右”，撤銷職務，監(jiān)督勞動。工資、住房等待遇全部降到最低，子女們個個受到牽連，連少先隊小隊長都被撤掉。小孩子們見到我們就唱“右派右派，像個妖怪……”，全家承受著不可言喻的壓力。
　　父親成了武漢的著名右派，一個特務組織曾來拉攏他，他秉持愛國良知和知識分子的節(jié)操，斷然拒絕。
　　二、歷盡磨難，不改癡情
　　1958年，父親被發(fā)送到學校的魯巷農(nóng)場去養(yǎng)豬，他不怕臟不怕累，干什么事都要把它干好。有一次豬掉到糞坑去了，他不顧一切跳進糞坑把豬救起來，連管理干部老崔都夸他：“楊先生是個好人哪！”
　　后來，父親被轉到石咀農(nóng)場，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每月才能回一次家，而且回家時需沿長江大堤步行往返40多里路。在十冬臘月的寒風中，他穿件破棉襖，腰間綁一根草繩，艱難地走四五個小時才能回家。我家鄰居、被劃成右派的曾環(huán)九教授就是這樣在天寒地凍中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1960年困難時期，右派的境況更慘，沒有糧食吃，還要干最重的活。父親得了肝炎，渾身浮腫；又得了血吸蟲病，肚子大得像籃球，后出現(xiàn)了肝腹水。這種病需要打銻劑，有一個右派打到第三針就死去了，父親打了兩針后不敢再打。不能治療又沒有營養(yǎng)，他只好撿菜地里的菜皮子、撿人家倒掉的食物等煮煮再吃，他把農(nóng)民丟掉的牛胎盤當寶貝，撿回來當營養(yǎng)品。
　　那時我們家的生活也極端困窘，只有靠母親為人家刻寫蠟紙來賺取極其微薄的家用。本是高度近視的母親，因為日夜刻寫鋼板，眼睛幾乎要熬瞎了。
　　1962年，父親回到中南財經(jīng)學院的圖書館工作。開始他被安排在閱覽室，學生來查閱資料，他總是熱心給學生一些指點。越來越多的學生知道圖書館有位有學問的老管理員，常有學生來向他請教，有一次學生為此給他寫來表揚信，不想這倒給他帶來了麻煩，人家提高了警惕，把他調(diào)到書庫去工作了。
　　1966年文革開始，有一次紅衛(wèi)兵來抄家。家中的書籍在多次運動中早已散失，他們發(fā)現(xiàn)了一套《三國演義》，就讓父親跪著交代為何收藏這種“大毒草”。抄家中母親也被批斗，剃了“陰陽頭”，受到極大的侮辱。文革中父親被勒令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掃馬路，然后再去圖書館上班。1967年“文革”中武斗最激烈的那些日子，大家都躲走了，學校圖書館大門洞開，空無一人。父親一個人跑回學校，守著圖書館，保護著大量圖書。這對他來說真可能有生命危險，因為在那個年代的武斗中，打死一個他這樣的“階級敵人”是誰都不用負責的?。?br>　　打成右派之后，父親仍不放棄自己的專業(yè)，繼續(xù)搞研究、寫學術論文。一次，他將寫成的論文以母親的名字去投稿，當雜志社編輯要找作者磋商時，才發(fā)現(xiàn)作者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右派楊時展，文稿當然不能采用了。至此，父親實際上已沒有條件繼續(xù)從事自己擅長和鐘愛的專業(yè)了，雖然心存不甘，但也只得忍痛放棄。
　　然而，他沒有放棄報效祖國、報效人民的一片癡情。除了會計專業(yè)，父親對文、史、哲等學科都有較深的造詣。他總希望讓自己的知識能夠服務于人民。在圖書館的書庫工作，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典籍，他萌生了一個想法，要從中國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挑選200部最重要的名著加以介紹和評點，編一套名為《中國典籍200部》的叢書，他決心用自己的后半生來實現(xiàn)這個宏偉的計劃。
　　那些年，我們一家六口人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住房，父親不得已借住在一間不足4平方米的廢棄的小廚房里。廚房里面堆滿雜物，一塊木床板高高地架在雜物之上，在床板的旁邊勉強塞下一張小書桌，剩下的空間就只能放一把小椅子了。這間又悶又暗的小屋子就是父親的臥室兼書房。
　　每到晚上和周末，父親就鉆進這間小屋子工作。在這種極其惡劣和艱苦的環(huán)境下，他查閱了大量資料，做了大量筆記，寫了大量手稿，夜以繼日地進行著這項他認為對國家對人民極有價值的重大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一個人默默地寫了上百萬字的筆記和手稿。后來，他又被下放到京山農(nóng)場，他唯恐手稿和整理的資料丟失，特地讓我們帶到插隊落戶的農(nóng)村去收藏起來。為了完成這項工程，他多次向領導要求，甚至給周恩來等領導人寫信，希望給他專職從事這項工作的條件，雖然一直沒等到回音，但他始終沒有放棄。
　　父親雖然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一點也不悲觀，也從不低聲下氣、卑躬屈膝。每次回到千家街大院他都有說有笑，大著嗓門和人家說話，甚至在大院里拉二胡，與大哥的笛子合奏一些曲子。他那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常常使母親十分驚恐，生怕有人打報告說他不服罪。從1959年開始就有一些右派分子陸陸續(xù)續(xù)摘掉了帽子，到1970年，全國沒摘帽的右派已很少，父親仍然沒能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因就是他不承認自己寫“萬言書”是反黨，而是想幫黨改進工作，人家認為他不認罪。一位在圖書館工宣隊的涂師傅了解他的情況，也十分同情我們?nèi)齻€下鄉(xiāng)的兄妹受他牽連不能招工回城，就找我們談話，要我們勸父親對當年寫“萬言書”一事認個錯?？筛赣H對我們說:“我是不會認錯的，你們不要指望我了，你們自己的路靠你們自己走?！?br>　　也許是那位正直的好心的工宣隊師傅起了一些作用，1971年父親終于摘掉右派帽子，我們?nèi)齻€下鄉(xiāng)的兄妹好不容易才從農(nóng)村回到武漢。摘帽以后，父親的地位并沒多少改變，作為“摘帽右派”，他依然在圖書館工作。工作之余，他繼續(xù)為實現(xiàn)他的宏偉目標不懈地努力著。
　　三、無怨無悔，奉獻終身
　　1978年，父親的冤案終于得到平反，讓他十分意外的是，在給他看的平反材料中，除了對他被錯打為右派一事加以改正之外，還有一條對其過去所謂特嫌問題的否定意見。大意是楊時展解放前是一個支持學生運動的進步教授，并未參與迫害學生。父親實在想不到解放30年了，自己卻全然不知地背著一個不明不白的黑鍋。這個向來堅強樂觀的人講起這件事來禁不住老淚縱橫。
　　這一年，父親己經(jīng)65歲了，組織上讓他恢復中斷了22年的專業(yè)工作。父親雖然舍不得中斷含辛茹苦干了十多年，并已開始出成果的《中國典籍200部》的編寫工作，但他深知國家的復興多么需要振興和發(fā)展會計事業(yè)。他毅然放下嘔心瀝血寫就的書稿，重新走上會計學教學與研究的道路。
　　吃了那么多年的苦，父親的身體非常不好?；謴凸ぷ骱?，他常常是沒日沒夜地帶病工作。他常說，要把耽誤了的22年追回來。父親有較嚴重的哮喘病，冬天特別怕冷，他就坐在床上用被子裹住自己來工作。晚年他經(jīng)常肝痛，總是用東西頂住肝區(qū)堅持工作。
　　父親很喜歡講“天倫之樂”。我們幾個子女帶孫子孫女回家是他最高興的事，每當此時他都會放下手中的工作，高高興興地跟我們聊幾句，可是沒多久，他又回到書房去埋頭工作了。每次都是如此，連除夕夜他也是吃畢年飯就進書房。
　　父親工作非常認真，他的教學資料和學術研究文稿全部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紙格子里，寫完后他還會看過一遍又一遍，改過一遍又一遍。人家請他看的稿子他都是逐字逐句地改，有些不認識的青年人寄稿子來請教，他也會耐心地一一回復。不過，他從來不在他指導和修改過的學生論文上署名，他說:“我不能沾學生的光，學生也不要靠我的名望去發(fā)表?！?br>　　從65歲恢復工作一直到84歲去世，父親這一干就是十九年。在這十九年里，他翻譯了大批最新的會計學和審計學文獻，撰寫了多篇有獨到見解的學術論文，培養(yǎng)了一批高水平的博士生和研究生；同時擔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在社會上做了許多場學術報告，還承擔了大量的社會工作，參加了大量的社會活動。在他這樣的年紀，在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磨難之后，能夠出這么多的成果，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墒歉赣H并未滿足于此，去世前他感嘆說:“再給我10年就好了，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他患肝癌住院后，一直把最后的博士生的論文看完，并把答辯的事情安排好才離我們而去。
　　四、守身如玉，清白一生
　　父親特別看重自己的人格操守，講究做人的道德和人生價值。他1957年前擔任教授時工資較高，劃右后工資降到最低，改革開放后收入逐漸提高。不過，他無論進退窮達，總是清廉自守，要求自己多奉獻少享受，并一貫以此觀念教育后輩。
　　他生活簡樸，從不抽煙、喝酒、打牌，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并且喜歡音樂和京劇。但他很少花錢去看京劇，一把廉價的二胡拉了多年，他拉的《良宵》、《春江花月夜》等樂曲至今還縈繞在我們心頭。他還喜歡菊花、蘭花和梅花，我們想，他是在以花明志。50年代他曾養(yǎng)過很多菊花，但以后沒有條件養(yǎng)花了。80年代后，我們常會給他買些菊花等，放滿整個屋子，每逢此時他就會特別高興。
　　父親非常討厭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非常憎恨貪污腐化的現(xiàn)象。他對吃國家拿國家的、慷公家之慨的人十分鄙視。同時，自己對生活的要求總是很低很低，決不讓公家為他多花一點錢。他常外出開會和講學，雖然學術地位高且年老體衰，卻不肯享受給他的優(yōu)厚待遇。親戚用公家的電話打長途給他拜年，他都會批評人家：“不應占公家的便宜！”他晚年得了癌癥住在醫(yī)院里，總是對公家為他花了較多的醫(yī)藥費感到不安，一再要求停用營養(yǎng)藥和貴重藥。
　　可是，父親對困難者和弱者卻十分同情，并竭力相助。不論經(jīng)濟狀況好壞，他都會接濟比他困難的親戚、朋友、同學等。路上遇到要飯的，他總是會給他們一點錢；有時看到拉板車的工人上坡吃力，他也會去幫忙推車；坐公交車時他不顧自己年邁力衰，見到老人或小孩必讓座；在那著名的“萬言書”里，他專門用一段文字為一個保姆所代表的農(nóng)民的遭遇鳴不平；在農(nóng)場勞動期間他和農(nóng)工的關系特別融洽，曾將房東的孩子帶回城治病，還曾帶農(nóng)民進城到處尋購當時緊缺的農(nóng)用物資。
　　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目睹大學學費越來越高，貧困學生常常交不起學費，他就拿出他恢復教學工作以來節(jié)衣縮食一點一點省下來的10萬元錢，設立了名為“勤誠”的獎學金，專門幫助貧困學生。
　　五、言傳身教，家風厚淳
　　父親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他希望我們成為有高尚品德的人，也希望我們成為有科學成就、對人民有用的人。他給我們講得最多的是要誠實、善良、勤奮、有禮。
　　我們從小就常聽他講毛澤東小時候大雨中不收自家稻谷而先幫別人收稻谷的故事，還有孔融讓梨等故事。他說如果人家有需要，你們就是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人我都支持。
　　1957年，小妹讀小學一年級，一天她對父親說有個同學生活困難，一家人只有一套衣服出門穿。父親馬上叫母親清理家中的衣服送去。很多這樣的事深深教育了我們，并且影響了我們的一生和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也常送衣物給農(nóng)民工，對口培養(yǎng)農(nóng)民工子女，長期捐助希望工程和單親困難學生等等。
　　在我們家最困難的時期，有人勸父母讓我們幾個孩子讀技校，不要上高中了，但父母硬是克服萬般困難讓大哥讀了大學，讓二哥、三哥讀完高中，讓小妹讀完初中，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中斷?；謴透呖己螅种С治覀冏x大學，讀研究生。80年代初，父親要小妹考大學，小妹說16年沒摸書了，怕不行。父親嚴厲地說:“怎么不行？別人行，你就行?！笨记八灰笮∶米龅揭粭l：“考不上不要緊，不要偷看別人的！”
　　小妹剛參加工作時在一家工廠當保管。一天她得意地說：“我保管的工具可以滿足家里的需要?！备赣H告誡她：“你知道什么是貪污嗎？記住，一個釘子都不許拿回家！”
　　在我們家處于逆境的時候，有一位工人師傅和一位農(nóng)村干部在招工和招生時不歧視我們，秉公辦事把我們兩兄弟從農(nóng)村招回武漢，父親叫我們一輩子都不要忘記人家的恩情，他臨去世前還特意要我們把那兩位好心人請到家里來，再次向他們謝恩。
　　父親還告訴我們，一次坐擺渡船過江，忘了帶錢，等他回頭送錢過去時，己經(jīng)找不到那位船夫了。他為此一輩子都不安心。
　　我們的父母不僅節(jié)衣縮食、耗盡心血哺育我們長大，還以身作則，諄諄教誨撫養(yǎng)我們“精神成人”。我們以有這樣一位父親、國家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而自豪！我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雖曾受到父親冤案的牽連，但在他的精神熏陶和影響下，我們個個勤奮努力，學有所成，樂于助人，謙遜有禮。我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和人民奉獻著自己的力量，并以此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