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bào)任少卿書》是司馬遷給好友任安的一封回信。任安在漢武帝征和二年因戾太子之事被判腰斬。之前，他曾寫信給司馬遷，讓司馬遷“以順于接物，推賢進(jìn)士為務(wù)”。司馬遷便寫此書信作為回復(fù)，他在信中表示，自己作為“刑馀之人”，不便“推賢進(jìn)士”，同時，他回顧了自己獲罪受刑的經(jīng)過，解釋了自己“隱忍茍活”的原因，亦陳明了自己發(fā)憤著書的心志。他的不平心境與滿腔抱負(fù)在這篇書信中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出來。
　　在《報(bào)任少卿書》中，司馬遷表明了自己的生死態(tài)度。信中，司馬遷沉痛地說，“最下腐刑極矣”，“詬莫大于宮刑”，他描寫自己受刑后“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由此可看出司馬遷蒙受的屈辱，以及宮刑之恥對他精神的戕害。恥辱如此，高潔如司馬遷，自可選擇一死而了心頭之恥，但他卻選擇懷著恥辱與痛苦“茍活”于世。杜牧在《題烏江亭》中有言：“包羞忍恥是男兒”。而司馬遷對宮刑之辱的茹納，已超越了這一層次簡單的“包羞忍恥”。他活著，不僅是忍受挫折這么簡單，他是為了心頭的使命而活。一方面，他要完成父親未竟的修史遺愿，另一方面，他要著書立言，要做稱于世的“倜儻非常之人”，要彰顯自身的價(jià)值，他不能讓自己的心愿“強(qiáng)半為銷磨”。論及生死，司馬遷在這篇《報(bào)任少卿書》中寫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司馬遷“就極刑而無慍色”，忍辱含垢地活了下來，司馬遷沒有讓自己的“死”如鴻毛之輕，而是讓和著血淚揮就的《史記》凝成了他有著萬鈞之重的生命力量，從而打破了君主對他生存價(jià)值的戧滅，守住了自己不可被屠戮的灼灼靈魂，活成了一個歷史不可磨滅的倜儻非常之人?！捌驼\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zé)，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樣慷慨的陳詞，這樣壯烈的抒懷，令人聯(lián)想到“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的倔強(qiáng)與豪壯，亦令人不禁為之擊節(jié)高呼：“悲哉太史公，偉哉太史公！”
　　在封建君威的高壓之下，歷來的文人謀士常常難以逃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命運(yùn)。但滿腔不得舒張的憤懣，一顆赤子之心，又使他們在發(fā)牢騷之時也要向君主陳說心志，同時抒發(fā)心中的委屈。如韓愈，在千里被貶之后還不忘吶喊“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如蘇軾，在獲罪欲死時，在給弟弟蘇轍的詩中仍說道：“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當(dāng)司馬遷因?yàn)槔盍赀M(jìn)言而獲罪宮刑時，亦在書信中憤懣不平地說“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作為兩大朝堂之士，司馬遷與任安獄內(nèi)外的書信來往自然不免為漢武帝所過目，所以，司馬遷的悲憤之言，不僅是對好友的傾訴，也是向漢武帝發(fā)出的不平之鳴。在書信中，司馬遷表明，自己為李陵進(jìn)言并非因?yàn)樗浇换蚶妫且蚩蠢盍晔恰白允仄媸俊薄坝袊恐L(fēng)”而力諫忠言。司馬遷堅(jiān)守著心中的道義，在忠義之言緘默，萬馬齊喑，小人落井下石，讒言甚囂之時，懷著一腔孤勇為一罪臣進(jìn)言，這足可以看出其高尚的人格。
　　《古文觀止》中對《報(bào)任少卿書》有著如是評價(jià)：“反復(fù)曲折，首尾相續(xù)，敘事明白，豪氣逼人。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fēng)。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文情至此極矣?！彼抉R遷這篇文章的藝術(shù)魅力由此可見。在這封書信里，有著壯闊的鋪排，如“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個迭句，形成了雄渾的氣勢。文章中也有著豐富的典故，如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韓信等王侯將相受辱而不自殺的典故，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司馬遷的神來之筆，使得這篇文章形成了沉郁壯闊的文風(fēng)。而文章背后，司馬遷一顆灼灼的心與一片真情更使得這篇書信文情并茂，催人淚下。
　　長歌當(dāng)哭，千古一同。這篇司馬遷的陳情之書，稱得上“字字寫來都是血”。讀這篇《報(bào)任少卿書》，也是在讀司馬遷其人。司馬遷的高潔人格，遠(yuǎn)見卓識，偉大的靈魂都凝聚在文中的字里行間。王元化說，每讀《報(bào)任少卿書》總是“展卷方誦，血脈已張”。壯哉其文，偉哉其人，料古今讀者讀之皆如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