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主編《中國科技翻譯》雜志而著稱海內(nèi)外的資深翻譯家兼翻譯理論家李亞舒先生日前從北京中海馥園快遞我一本新書。新書名曰《科學翻譯學探索》，作者正是先生本人。
　　厚厚三百余頁、洋洋三十多萬言、整整五十五篇文章的新書由五個板塊構(gòu)成，折射出作者對中國科技翻譯學的精心研究與宏觀思考。筆者將是書通讀再三，發(fā)現(xiàn)其中有多處議及“信、達、雅”的文字。將這些文字細加推敲，以為呈現(xiàn)三種走向：一是對“信、達、雅”及其研究的充分肯定；二是指出不能拘囿于“信、達、雅”，而應當有所發(fā)展，有所創(chuàng)新；三是推介以“信、達、雅”為基礎的研究新成果、新動向。
　　先生認為嚴復標舉的“信、達、雅”，曾經(jīng)“長期在翻譯界被奉為圭臬”，不僅是“文章正軌”，而且是“譯事楷?！?，“開辟了我國翻譯理論研究的一個新時代”。即使時至今日，這三個字仍能操控人們的具體翻譯運作。先生在《關(guān)于發(fā)展科技翻譯事業(yè)的幾點思考》一文中，曾不無調(diào)侃地說：機器翻譯就“不能像人工翻譯那樣做到‘信、達、雅’”。寥寥數(shù)字，堪稱一語中的，道出了“信、達、雅”的現(xiàn)實意義。
　　先生讀書格外心細。一般人讀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眼球轉(zhuǎn)處，多在“信、達、雅”三字上。諸如“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信達而外，求其爾雅”等等。先生則不然，他還將目光落到了是文的這樣一句話中，即“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先生認為這是嚴復借古代佛經(jīng)翻譯家鳩摩羅什的話對后人進行告誡。先生在《再論科技翻譯特點及其組織作用》一文中稱，“時代不同了，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已經(jīng)大踏步地向前發(fā)展了”，我們不能“老是停留在嚴復階段”，老是將“信、達、雅”奉為“金科玉律”。我們“必須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來確認各個時代的翻譯觀”。
　　于是，先生滿腔熱忱地推薦和介紹當代學人對“信、達、雅”翻譯學說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最先為先生所推介的新成果是劉重德的“信、達、切”理念。先生在《學習劉重德教授的翻譯思想》一文中作如是說：“劉老沿用了嚴復的‘信、達’二字，這也是根據(jù)他本人長期翻譯實踐經(jīng)驗對此的認同。但翻譯是涉及原文、原著讀者和譯文、譯著讀者的，譯者要考慮社會的接受性，一切必須從實際出發(fā)”?；诖?，劉老提出以“切”代“雅”。所謂“切”，系指“切合原文風格”。先生評價劉重德的這種提法“精辟中肯”、“言之有理”，不失為一種獨創(chuàng)。此外，先生認為傅雷的“神似”觀、錢鐘書的“化境”論、許淵沖的“三美”說等，“都可視為對嚴復‘信、達、雅’的修正、補充或發(fā)展，其個性不容否定”。
　　先生本人亦是推動“信、達、雅”理論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典型。比如他在《中國科技翻譯學的科學內(nèi)涵（上）》一文中指出，科技翻譯的標準可否通過“信、達、雅”標準衍進為“正確、通順、易懂”標準。又比如他在《再論科技翻譯特點及其組織作用》一文中提出，科技翻譯應當具備“客觀性、規(guī)范性、科學性和現(xiàn)實性四方面的特點”。進入21世紀后，年屆七旬的先生仍然具有絲毫不讓年輕人的敏銳思維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