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
一
　1951年我從南開歷史系畢業(yè)，任助教。當年系主任是吳廷?，第二年改為鄭天挺，吳先生到學校任總務長。在吳、鄭兩位師長的栽培下，我開始執(zhí)教鞭。我很喜愛這一職業(yè)，中學時讀韓愈的《師說》，其中講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我就要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以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傳播科學的歷史知識，教書育人。
　　頭兩三年，我先給中文系、外文系新生講“中國通史”和“中國近代史”。隨后給歷史系本科生講“中國現(xiàn)代史”，一直講到“文革”開始?！拔母铩焙笃诮o幾屆工農(nóng)兵學員講過“中國現(xiàn)代史專題”。1978年以后，我繼續(xù)主講“中國現(xiàn)代史”和一些專題課程。
　　1979年教育部委托我校歷史系主辦中國現(xiàn)代史講習班，由我負責。我主講了“毛澤東思想的形式和實踐”部分。1983-1984年接受美國Fulbright國際學者交流委員會的邀請，到美國蒙他拿大學講課三個學期，講了“中國通史”、“中國古代文明史”、“武漢革命政府”、“今日中國”等課程。
　　回想起來，我?guī)资曛兄v授的課程計有：“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xiàn)代史”、“中國古代文明史”、“五四運動史”、“土地革命史”、“南昌起義史”、“武漢革命政府史”。專題課程有：“八國聯(lián)軍”、“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毛澤東思想”、“抗日戰(zhàn)爭史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方法論”、“中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絲綢之路”等。
　　我上課的地點先后在勝利樓一樓階梯教室、思源堂二樓、主樓二樓，聽課的同學以1958年畢業(yè)的人數(shù)最多，約120人。有好幾個年級約八九十人。給研究生上課先在主樓中國現(xiàn)代史教研室，后在文科樓中國現(xiàn)代史教研室。
二
　　講課是一門藝術，教師講課各有自己的風格，有的講得內(nèi)容豐富，深入淺出；有的講得較平淡，但內(nèi)容豐富；有的口若懸河，內(nèi)容比較空泛；有的條理清楚，很注意板書等等。50年來，在南開園這樣一個知名學府中，我耳聞目睹過教學中的各種現(xiàn)象，盡量吸收前輩和同仁的長處，以豐富自己的教學實踐，從中受益極多。
　　回想起來，早年就讀大學和初期任教時所接觸的資深老師的教學形象、技巧和方式，依然歷歷在目。輔仁大學的余遜先生，在講授“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課程時，對史料背景滾瓜爛熟，把要講的一段史料寫在黑板上后，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了。在南開，鄭天挺和雷海宗兩位先生的課程倍受歡迎，他們上課時不用講稿，只拿幾張卡片，就旁征博引、駕輕就熟地講起來，效果極好。幾十年來，我一直把他們視為榜樣進行著教學實踐。
　　在輔仁大學上學時，我曾在青年會辦的夜校講過課。1949年暑假，我也在天津第一中學講過“社會發(fā)展史”。這些經(jīng)歷可以說是一個有益的鍛煉，然而畢竟還不是正式的大學授課。1951年留校任教后，開始講課時，我的心情總是有些緊張，怕講不明白。因為面向大學生要系統(tǒng)地講授一門課程，要求是很高的。要想講明白，自己先得明白，以己昏昏，何以使人昭昭？這就得改正讀書不求甚解的毛病。我盡力閱讀大量相關書籍，冥思苦想諸種歷史現(xiàn)象間的關聯(lián)性。記得講“中國通史”時，曾參考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周谷城的《中國通史》、范文瀾的《中國歷史簡編教程》、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繆鳳林的《中國通史要略》、司馬遷的《史記》、《御批歷代通鑒緝覽》等書。講“中國現(xiàn)代史”時，經(jīng)常翻閱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上海三民公司印的《孫中山全集》、《獨秀文存》、《胡適文存》、《毛澤東選集》、斯諾夫婦《西行漫記》和《續(xù)西行漫記》以及《新青年》、《向導》（周刊）、《大公報》等報刊。一個人即使精力超人，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資料，只能有選擇地重點閱讀一些基本史料及論著，建立起一個對所研究的時代及領域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及認識，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了，可以不被稱為門外漢了。
　　我的知識來源是多方面的，大學時代學過“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及有關課程；任教后，我經(jīng)常向馮文潛、鄭天挺先生請教，傍晚時，我們常圍繞新開湖散步，邊走邊談，獲得了許多的教誨；從1951年起，吳廷?先生主編《歷史教學》雜志，約我參加編委會。我們經(jīng)常一起審稿，他讓我為讀者解答一些問題；時任圖書館正副館長的馮文潛、張鏡潭先生對我備加關照，假日和星期天給我一“特權”，允許我在書庫中學習。那時我也是一個“購書狂”，經(jīng)常到天祥商場和勸業(yè)場樓上的舊書攤“淘金”，有時把工資的三分之二都用于買書，曾橫下心來花30多元買過上海復社版的《西行漫記》和《續(xù)西行漫記》，還買過蔣介石和馮玉祥來往書信集?？上В@些書在“文革”時都被人抄走了。有時，我也做一些社會調(diào)查等。就這樣，腦子里裝的東西逐漸多了起來。
　　大學畢業(yè)后，我一直在系里擔任行政職務，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集中精力備課、研究。為節(jié)省抄寫講課資料的時間，一些主要參考書我都買三套，兩套用于剪貼、分類，留一套備用。對同一問題的資料閱讀兩三遍，就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譬如《毛澤東選集》、《“二七”回憶錄》、《中國紅區(qū)印象記》、《中國的暴風雨》、《土改整黨文獻》等書，我都買了三套來剪貼。對《毛選》，我能熟稔到記得什么問題是在什么文章中講的，可以在哪一章哪一頁找到。但沒有料到的是，剪貼《毛選》用于教學和科研的做法，竟成為“文革”中斗爭我的一大“罪狀”——“銷毀毛選”。
　　講課時，我總是提醒同學不要埋頭作筆記，做筆記的奴隸，要注意聽講，要根據(jù)教師所講線索找書自學。當時的條件較差，有好幾年，我總是從圖書館借出相關的書籍刊物，放在一起展覽，使學生對史料文獻有一個直接的觀感，那時學生們沒有時間去翻閱一些珍貴資料的原版，通過看展覽，見識見識，印象就深刻得多了。
　　我常帶研究生到校圖書館去翻閱稀有的《海關冊》、《北洋政府公報》、《盛京時報》等資料，到市圖書館去看《益世報》、《Peking&TienTsinTimes》等報刊，以擴大學生的視野。現(xiàn)代傳媒的出現(xiàn)，使得近現(xiàn)代歷史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動都可以從報刊上找到相關記載，因此養(yǎng)成翻閱報刊的習慣，對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者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我還特別注重培養(yǎng)研究生要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思維，在講課時，我經(jīng)常介紹海內(nèi)外關于中國現(xiàn)代史上若干重大問題的爭論，并講授我對這些爭論的評價，使學生們熟悉學術動態(tài)并激發(fā)他們的思考。如1912年8月孫中山北上，在天津利順德飯店住了一宿，當時的《大公報》和黃昌谷日記均有記載，而天津學者為住了幾天爭論起來，在《天津日報》上發(fā)表了好多篇文章。這種爭論可以說意義不大。教師的職責是把歷史和現(xiàn)實結合起來，把科學的原理和方法教給年輕的朋友，使其在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彎路。
　　即使是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也離不開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及了解。出于讓青年學生打好古漢語和閱讀古籍基礎的初衷，我常常選擇《史記》和《明史》的部分篇章，印發(fā)給他們閱讀和領悟。我勸他們有空時讀讀中華書局編印的《中華活葉文選》，從中汲取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營養(yǎng)，也可以改進自己的文風。
　　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過去不大注重對外文的學習，缺乏一種將中國現(xiàn)代歷史置于世界歷史背景下思考的視野。為提高研究生們閱讀英文專業(yè)書籍的能力，我開設了專業(yè)英語課，從《TheTravelsofMarcoPolo》[TheVenetian],《TheStilwellPapers》和《毛澤東選集》英文本選出片斷，共同朗讀和講解，不僅借此糾正他們的發(fā)音，也使得他們從中體會到外文史料對于中國現(xiàn)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和鄭天挺先生就號召歷史系同仁攻讀外文和古漢語，比喻為“兩座大山”。1959年周恩來總理視察南開，在圖書館閱覽室問歷史系同學是否讀過《飲冰室文集》的文章，讓外文系同學讀一段外文。這使我更堅定了歷史研究必須打好語言基礎的認識。恰在這時，著名史學家翦伯贊提出了歷史系培養(yǎng)的方針是“一論二史三工具”，我深表贊同，認為具有指導意義。1958年學校開展“拔白旗”運動，一些老教師受到批判，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按筌S進”運動過后，總結經(jīng)驗教訓，使教學回到應有的軌道上來，是極為重要的。上級組織也提出要精雕細刻，切勿大轟大嗡。身為系總支書記的我，積極貫徹這一方針，逐漸使歷史系的教學回歸常態(tài)。
　　應該說，教師是課堂上的主角之一，教學態(tài)度和學術風格對同學影響極大。我首先要求自己有一個正確的史觀，對待教學極其認真，一絲不茍，在研究中也力主創(chuàng)新、深入，對學生們也產(chǎn)生了良好影響。
三
　　教學是相長的，是一種互動關系。我在研究生課上，多次講到韓愈《師說》中的名言：“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我和年青學人接觸中，始終平等相待。在和他們的接觸和交談中，頗多收益。中國現(xiàn)代史的領域非常廣闊，書籍刊物最多，難以盡覽，他們閱讀過的一些書籍，我沒有讀過，他們說出來，我就獲得了一份知識。他們有時提出一些問題，也常常能促使我去思考。在學問上相互切磋，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也是提高自己業(yè)務水平的一種方式。
　　我認為研究中國現(xiàn)代史，一定要進行社會調(diào)查，把書本知識和社會調(diào)查結合起來，這樣可以更深刻地認識社會，認識歷史。田野調(diào)查，既可以補充課堂上知識的不足，又可以實際鍛煉研究歷史的方法。這并不是一個什么新的創(chuàng)造，20世紀二三十年代，研究中國經(jīng)濟的許多學者都是身體力行的。他們的知識與研究，建立在一種集體形成的、不容辯駁的真實性基礎之上，對我啟發(fā)很大。1958年，我和天津歷史博物館館長柳心商議，共同調(diào)查天津義和團的歷史，由博物館出經(jīng)費，南開歷史系同學參加，調(diào)查了天津周圍各個村莊，征集了大量文物，訪問了123位尚健在的義和團團民，記錄了他們的談話，成為極為珍貴的史料，所收集的文物還在北京展覽過。1964年，我請同事楊圣清到河北省豐潤縣參加縣志的編寫，到霸縣東臺村參加調(diào)查韓復榘的家史。“文革”后期，我和汪茂和同學到大沽和天津間的村落，調(diào)查沙俄在八國聯(lián)軍侵華中的罪行。改革開放后，我和研究生們一起，到冀東和太行山區(qū)進行調(diào)查，記得當時條件是艱苦的。在冀東，朱德新、付建成、溫銳3人到遷安調(diào)查時，各租了一輛自行車，一跑一整天，晚上回到住處，也沒有地方洗澡，身上都生了虱子，兩個星期回來洗個澡，燙了衣服，然后再回到原地調(diào)查，這一經(jīng)歷在他們成長的道路上是銘諸肺腑的。他們的成果《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社會的縮影——民國時期華北農(nóng)村家庭研究》、《理想、歷史、現(xiàn)實——毛澤東與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變革之研究》，都為學界所稱贊。其他像李正華的《鄉(xiāng)村集市和近代社會》，喬培華的《天門會研究》，李金錚的《借貸關系與鄉(xiāng)村變動——民國時期華北借貸之研究》，都是在農(nóng)村中尋找文化的資源，寫出了自己獨特的論文。
　　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我經(jīng)常告訴同學們要不懈地努力，繼承中國優(yōu)秀的歷史研究傳統(tǒng)，也要吸取當今海內(nèi)外的歷史研究法，切不可自滿，“滿招損，謙受益”，這是真理。有的年青朋友在自我評介的論文中，喜歡說一句自己的論文填補了某一學術領域空白的話，我對此總是持否定態(tài)度。我多次引用歌德講過的一句名言：“一本學術著作的真正價值，一百年之后才能看出。”自我“包裝”無助于學術發(fā)展。
　　教育是國家強盛的基礎，良師為教育的基礎。作為教師，肩負著為國育才的重要使命，教師職業(yè)的價值及作用，不是其他行業(yè)所能代替的。回想半個多世紀的教學生涯，我想還是有一些經(jīng)驗可以給人以啟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