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到 1955年我們都在等待回國。那時我經(jīng)常去藝術(shù)畫廊看畫展，還去聽音樂會，雖說在文化生活方面比學生時代要豐富，但我是抱著多多補上一些文化素養(yǎng)課的目標進行這些活動的，從心里我們都知道自己是不會在這塊異國土地扎下根的，在我們血液里有鮮明而強烈的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這種感情和思想所需要的營養(yǎng)只有在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生活中才能獲得。西方的文化有它令人敬佩的成就，但并不能營養(yǎng)我們整個心靈，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的生活。也許有人舉很多二次大戰(zhàn)后流落在美國，在事業(yè)上很有成就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shù)家為例，而懷疑我們感覺的真實性。據(jù)我們所知，無論是得意或失意的移居美國的外國人，他們內(nèi)心深處都有一種遺憾，那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種遺憾有時被埋在心靈深處，成為一種很深沉的惆悵。
　　我的愛人童詩白是滿族人，出生在遼寧沈陽的一個教育世家。祖父早年是沈陽女子師范學校的校長；父親童寯是清華大學1925級的畢業(yè)生，先后在東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工學院（即現(xiàn)在的東南大學）任建筑系教授；母親從事小學教育。童詩白深受家庭影響，特別敬仰父親堅持真理，剛正不阿，嚴謹治學，樸實無華的高尚品德，并以此為榜樣。1948年10月，童詩白入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Illinois0State0University）電機系學習，1949年獲碩士學位，1951年獲博士學位。
　　在那樣的年代，我們的相遇其實并不浪漫。我們倆從相遇到相識、相知再到結(jié)婚，就幾個月時間。用現(xiàn)在年輕人的話來說，算得上“閃婚”了。同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經(jīng)歷和對音樂的共同愛好，使我們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剛認識的時候，談音樂、談哲學，對很多作品和觀點都有高度的默契。童詩白的音樂天賦很高，小提琴拉得很好。原來在清華大學的時候，曾經(jīng)在清華樂團擔任過小提琴手。我本來是比較內(nèi)向的人，不愛主動與人交往，那時剛從布朗大學轉(zhuǎn)去童詩白所在的伊利諾伊州立大學，一切都很陌生，童詩白就主動聯(lián)系我、照顧我，圣誕節(jié)的時候，還代表中國同學會去接我一起過圣誕節(jié)。那時候我們中國留學生搭伙做飯，每逢輪到童詩白做飯的日子，我就幫他洗菜、打下手，順便一起聊聊天。
　　正值童詩白即將博士畢業(yè)之際，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了。他因參加了同在該校的華羅庚等人組織的“中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而上了當局的黑名單。主管留學生的院長漢密爾頓找他談話，威脅他說：敵對國家公民擅自離開美國將受到罰款和監(jiān)禁等嚴厲的處分，同時說，“你看我們美國培養(yǎng)你們那么多年，你回去幫共產(chǎn)黨打我們美國人，說不定你一個人的作用要頂一個師，頂成千上萬士兵呢？你還是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待著吧！”這一番話引起了童詩白的深思，如何才能做到一個人頂成千上萬個士兵呢？他很快也很自然地得出結(jié)論：做一個教師，從事教育工作為祖國培養(yǎng)出優(yōu)秀人才。
　　童詩白完成了學業(yè)，即刻找到一份好工作———到紐約布魯克林理工學院任教。他到了紐約給我寫了一紙“求婚信”，信里似乎沒說什么，最后畫上兩副碗筷，中間有花紋的碟子里盛著一尾魚。說起來挺可笑，我們從相識到相知都是圍繞著吃飯、做飯，最終我們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
　　1951年冬天，我們在伊利諾伊州立大學里的教堂舉行了簡單而神圣的婚禮。童詩白請他的導師當主婚人，那位洋博導可是嚇壞了，他諄囑童詩白：“人生大事可要慎重、慎重！”遇事一向謹慎的童詩白，這回則是慎重又果斷。出席婚禮的還有我們倆的許多同窗好友。婚禮很簡單，但在我看來很隆重，我還親手為自己縫制了一件婚紗。
　　當時，美國對華人科學工作者看管得很嚴，每三個月就要向主管部門進行一次匯報，使當局隨時掌握他們的動向。直到1955年，一個假日，我和童詩白在乘車回家的路上，聽到了周總理在日內(nèi)瓦會議上抗議美國扣押中國留學生的發(fā)言，當時非常興奮。頓時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腰板硬起來了，民族自豪感在心頭油然而生。后來，美國對留學生的政策有所改變，有很多同學都留在了美國。我們還是馬上做了決定：在美國過的總好像是試管嬰兒的生活，這樣的日子，不能再延續(xù)下去了，要馬上回國！我們先向移民局遞交了申請書，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準離境，后又同意離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內(nèi)。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明明是阻撓。但思念“母親”的心太切了，我和童詩白毅然決定丟下兩人辛辛苦苦筑起來的“窩”，匆忙啟程。當時縈繞在我們頭腦中的念頭只有一個，早日回到祖國母親的身邊去。“母親”再窮，也是自己的，兒女是不會嫌棄的；美國再闊也是人家的，寄人籬下的日子已經(jīng)過夠了。只可惜我回國的時候，沒有來得及向?qū)熗固亟淌诘绖e……1955年6月，我和童詩白兩人和一批留學生從舊金山乘船，經(jīng)香港回到了大陸。國務院向我們發(fā)了“歡迎回國參加建設”的證明信，在填寫志愿、分配工作時，童詩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到清華大學電機系任教。我則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藝研究所工作。
　　在美國的七年，我一直沒有任何寫作的欲望，因為我感到那兒不屬于我，我永遠都不可能融入美國社會。而且那個環(huán)境也不容許我寫，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極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郵寄來的、巴金先生替我編的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頓時特別驚訝，感覺真是恍如隔世。（榿木 項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