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對詞典都不陌生，我也不例外。小學時用小字典，大學時用大詞典，而隨著年齡的進一步增加，知識的進一步細化，所用詞典的規(guī)模也愈來愈大，分類也愈來愈細。然而，這些只能算是對詞典這一工具在技術(shù)層面上的運用，談不上情，也算不得緣。而自己與詞典真正結(jié)緣，并繼而“日久生情”則可追溯到 10余年前參編 《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3年出版）之時。這段“情緣”不但使我在學術(shù)之路上得到歷練，并且最終引導我走上了詞典編纂和研究的道路。
　　1997年大學畢業(yè)后，我直接考取了西安外國語學院翻譯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師從時任研究生部主任的惠宇教授。本來翻譯方向與詞典學并無必然聯(lián)系，但是惠宇教授當時正領銜編纂 《新世紀漢英大詞典》，作為他的學生，理所當然要從事一些協(xié)助工作。從此以后，我便與這本詞典正式相識，并在未來的十多年中與其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時隔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當時惠老師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從英語詞典、英漢詞典、雙解詞典或英文報紙中收集詞條及例證，同時，他要求我每天收聽外臺，從中收錄并翻譯有用的信息。所有這些，都要記錄在一方方的紙片之上，目的是構(gòu)建語料庫，為詞典所用。這一工作不知不覺竟持續(xù)了整整三年。其間我逐字逐詞地讀完了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四版）和《英華詞典》，并研讀了大量國內(nèi)外的英文報紙，對其中出現(xiàn)的漢語新詞新語的英譯、英文的用法及搭配等進行了細致的比較和甄別。但凡有所疑問，必和惠老師及其他編輯促膝討論，不解之處則共同查閱各類辭書進行考證。這項工作，現(xiàn)在看來，不但提高了我的英文素養(yǎng)，也為我當時撰寫碩士論文及后來完成博士論文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第一手素材，更重要的是培養(yǎng)了我對語言的 “敏感性”。而最值得一提的是，這項工作培養(yǎng)了我批判性看待問題的態(tài)度，對“權(quán)威”和“經(jīng)典”不盲從、不跟風，而是進行獨立的思考和研究。
　　真正參與 《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的編纂工作，是在 2000年畢業(yè)前的三、四個月?？赡苁腔堇蠋熣J為我已經(jīng)積累了不少辭書編纂的知識，而且對所編詞典的體例和編纂原則已極為熟悉，才允許我正式加入編輯的行列。其實我自己做的并不算多，只有 P字部和 K字部的一部分，大約 100多頁。但由于常年來的耳聞目染和惠老師的耳提面命，加之對詞典的體例及編寫程序極為熟悉，我的工作效率卻不低，所以經(jīng)常受到惠老師的夸獎。在西安外語學院期間，正值詞典編纂的中后期，在那兩間由教室改裝而成的簡陋的辦公室，我們和惠老師一道，幾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 11點才下樓，然后大家前呼后擁，踏著月色，沐著微風，送惠老師到他家樓下方才散去。2000年我已在上海工作，但寒假剛一開始，便奔赴西安，與惠老師和其他編纂人員一道，一直工作到大年三十才坐車趕回 300里之外的老家。這些經(jīng)歷，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讓人振奮。
　　惠老師為詞典嘔盡心血，積勞成疾，已于 2006年 7月西去。然而，他那高尚的人格、不求名利的灑脫、精湛的學術(shù)造詣以及對學術(shù)和真理不懈的追求精神，卻永遠值得我們這些后輩學習。而 《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出版之后也好評如潮，成為很多譯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之一。2006年，胡錦濤總書記訪問非洲國家肯尼亞時，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作為國禮贈予肯尼亞友人。在我國諸多英漢類詞典的品牌中，《新世紀漢英大詞典》脫穎而出，蟬聯(lián) 2005年和 2006年兩屆高校優(yōu)秀暢銷書獎。我想，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對惠老師最好的回報吧。
　　由于深度參與了《新世紀漢英大詞典》收詞、配例、翻譯、編寫、審讀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我在詞典學，尤其是在詞典編纂方面得到了一次彌足珍貴的歷練機會。這些實戰(zhàn)經(jīng)驗，再配以理論的升華，使我很容易就走上了詞典學研究的道路。
　　時至今日，每當看到或提到這本詞典，我都會由衷地感到親切，恰如面對自己嘔心瀝血培養(yǎng)長大的子女。當然，我更會經(jīng)常想起惠宇老師，想起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梢哉f，《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給了我許多許多，而我對它也已經(jīng)由“緣”生“情”。當然，這里的“情”不但包括對詞典本身的感情，更包括對授業(yè)恩師深深的感激和懷念之情。（作者系英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