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草》雜志
《沉鐘》雜志
1929年出版的馮至詩集 《北游及其他》,封面為日本畫家永瀨義郎的木刻版畫《沉鐘》,其下方的篆刻內(nèi)容為“沉鐘”。
“淺草-沉鐘社”成員的創(chuàng)作,對我們今天來說已經(jīng)顯得很遙遠了。魯迅當年曾經(jīng)贊揚他們的作品“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那還是在“五四”過后不久,他們是中國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中最年輕的群體,從事文學活動的時候還都是在學的大學生。文學是他們業(yè)余生活中的一部分,學習才是他們的主業(yè);而就是這樣一群青年學生,他們以對文學的熱情,書寫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一個階段,同時也留下了自己辛勤耕耘的痕跡。今天,當我們重新走近他們的時候,還是感到現(xiàn)有的各種文學史對這一社團的認知和評價是十分不足的。
關于“淺草-沉鐘社”
《淺草》與《沉鐘》均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雜志,前者創(chuàng)刊于1923年3月,后者創(chuàng)刊于1925年10月,由于人員上的一些淵源關系,在文學史上一些人常常把他們稱作“淺草-沉鐘社”。
“‘淺草’是‘沉鐘’的前身”——從人員上來講,這樣說是有一定根據(jù)的,比如林如稷、陳翔鶴、陳煒謨、馮至等都是淺草社的編輯或成員,后來這幾個人加上楊晦,又開始編輯《沉鐘》;但從刊物的性質(zhì)內(nèi)容來講,這話又是有欠缺的?!稖\草》注重的是發(fā)表創(chuàng)作,而《沉鐘》則是創(chuàng)作與翻譯并重。按照馮至的說法:“‘淺草’是‘沉鐘’的前身,這句話有一定的根據(jù),但也不完全符合事實?!辈还苋绾危@兩種刊物的基本成員基本相同是不爭的事實。
淺草社成立于1922年,它的發(fā)起人是當時的在校大學生林如稷,他18歲時就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文學作品,早有文名。他會同上海與北京的同學朋友陳翔鶴、陳煒謨、馮至等成立了“淺草社”這一文學團體,于1923年出版《淺草》季刊,在《卷首小語》中他們表示自己愿意做農(nóng)人以培育荒土里的淺草,來對抗這苦悶世界里的沙漠。這也許就是他們的辦刊宗旨。雜志的封面是由一位13歲的小朋友胡興元題寫的,文字既嫩綠活潑又質(zhì)樸厚重,與刊物相得益彰。后來這兩個字被書局方面遺失了,改由刻字先生隨便刻字二枚,變得俗不可耐了?!稖\草》在“編輯綴話”中數(shù)次說明該刊“不登批評別人作品類的文字”,表示不愿意受到文人相輕的習俗的熏染?!稖\草》當年印刷出版了3期,初創(chuàng)《淺草》時,編輯是林如稷,1、3期都是由林如稷編輯的,后因林如稷計劃赴法留學,第2、4期則由陳煒謨編輯。據(jù)說第4期編好之后,被承印出版的上海泰東書局將稿件積壓了1年以上,直到1925年春季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說《淺草》僅出版了4期。此后由于林如稷的赴法留學和人員上的變化,該刊就沒有了蹤影,淺草社即停止了活動。
1925年10月《沉鐘》雜志出版,先是周刊后改為半月刊,由楊晦、陳翔鶴、陳煒謨、馮至等人編輯,后來林如稷自法歸國也參與了編輯工作。這些同人經(jīng)常談起德國戲劇家霍普特曼1896年寫的童話象征戲劇《沉鐘》,這是一部表現(xiàn)生活與藝術沖突的戲劇。鑄鐘人亨利以極大的毅力造出了一口大鐘,在運往山上教堂的路途中,大鐘被狡猾的山林魔鬼推入湖底。于是亨利在絕望中奮發(fā)走到山上,與林中仙女羅登德蘭相愛,并立志再造新鐘(此處象征著藝術的追求);但他還是想念家中的妻子,下山探視時卻遭受到世俗的嘲弄(此處象征現(xiàn)實生活),待亨利再次上山時,仙女羅登德蘭因喝了魔漿被水怪俘獲,亨利于是也喝了魔漿。這是一出在西方很有名的悲劇,他們非常鐘情于戲劇中所反映出的亨利的那種追求精神,認為從事文藝工作也必須在生活上有所放棄,要從亨利那里吸取勇氣和精神。于是當他們在北海公園討論刊物名稱的時候,由馮至提議將刊物定名為《沉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沉鐘》的每一期都在刊頭或首頁上引用著名作家特別是外國作家簡短的名人名言,并成為一種規(guī)范,從沒間斷過。
《沉鐘》雜志共出版了34期(不包括1927年7月出版的翻譯專號“特刊”),在時間跨度上,一直堅持到1934年2月28日。當然這兩個刊物除了人員上的淵源以外,在作品上也還是有一些相似之處的,不同的是前者注重創(chuàng)作而后者則更注重翻譯。
沉鐘社還以“沉鐘叢刊”的名義出版了多種著作、譯作,其中有陳煒謨的小說集《爐邊》,馮至的詩集《昨日之歌》,陳翔鶴的小說集《不安定的靈魂》;還有陳煒謨翻譯高爾基的《在人間》(譯為《在世界上》)、《我的大學》,馮至譯的萊蒙托夫著《當代英雄》,以及楊晦翻譯的法國羅曼羅蘭著《貝多芬傳》、《普羅米修士和約伯》等。
《沉鐘》雜志最初由北新書局代為出版,后來曾委托過創(chuàng)造社代為出版,但是由于創(chuàng)造社的拖延隨后又改為北新書局出版。為此他們曾在第1期和第12期上連續(xù)兩次發(fā)表啟事進行說明,并引用了《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為〈沉鐘>半月刊啟事》,因為創(chuàng)造社耽誤了他們的出版事宜,所以在第1期上發(fā)表了啟事。因為年輕率性,他們在這個啟事中竟然寫出了本刊物不好意思“出爾反爾”、“所以終于‘節(jié)產(chǎn)’,不曾‘創(chuàng)造’?!边€表示自己和創(chuàng)造社“一點沒有關系”,這就在事實上得罪了創(chuàng)造社,為此當然與創(chuàng)造社產(chǎn)生某種隔閡。周全平曾在《洪水》第2卷第33-34期合刊上發(fā)表文章,對沉鐘社進行批評,認為沉鐘社的啟事與事實不符,并表示創(chuàng)造社“因為本錢小,所以不能如大書局之從紅利中勻出一滴殘汁來收買名人的名文;因為經(jīng)驗少,所以不能如他書局之東欠賬、西欠債來敷衍一般文壇的健將……于是,我們便得罪了不少的友人,增加了不少的敵人。無論如何,淺草社同人和北新掌柜合作在一起,在我們雖樹了敵,但在我們恰因此而解了宿怨,豈不大積陰德!”周全平的這篇文章顯然在泄憤的同時刺激了沉鐘社同人,于是陳煒謨在1926年9月26日出版的《沉鐘》第4期上,發(fā)表了《無聊事——答創(chuàng)造社的周全平》進行批駁,文中講了刊物委托創(chuàng)造社出版的來龍去脈,并且表示沉鐘社同人并不是什么“文壇健將”,也沒有收到北新書局老板的回扣等,大家只是想以一種認真精神忠實的去做一些文學上的事情而已。這是唯一的一次論爭和解釋,此后該社沒有開展和介入文壇上的任何論爭。不過從周全平的文章來看,他還是把淺草社與沉鐘社等同起來看的。
由于他們的編者與撰稿人的關系,人們便把《沉鐘》雜志的編者稱為“沉鐘社”的成員,同時又考慮到兩個雜志人員的前后大體一致性,便把他們稱之為“淺草-沉鐘社”。
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文學刊物先后受到了魯迅的重視。魯迅認為《淺草》使自己懂得了許多話,這本刊物是“豐饒”的;同時魯迅還認為“《沉鐘》就在這風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鳴動?!敝钡?927年9月25日魯迅即將離開廣州的時候,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還這樣寫道:“看現(xiàn)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chuàng)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1935年魯迅應邀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撰寫導言,特別提到這一文學團體時說:“一九二四年中發(fā)祥于上海的淺草社,其實也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著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yǎng),向內(nèi),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fā)見心里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莎子,亞士,陳翔鶴,陳煒謨,竹影女士,都是小說方面的工作者;連后來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fā)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樞移入北京,社員好像走散了一些,《淺草》季刊改為篇葉較少的《沉鐘》周刊了,但銳氣并不稍衰?!辈⒅赋觯骸暗谑聦嵣希羚娚鐓s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鐘’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鐘聲。然而他們并不能做到,他們是活著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卻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風塵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魯迅還將“淺草-沉鐘社”7名成員的12篇小說選入其中,并在《導言》中給予很高評價。
關于“淺草-沉鐘社”的作家
“淺草-沉鐘社”的成員當時幾乎都是在校的大學生,由于喜愛文學他們走到了一起。在《淺草》第4期的《編輯綴話》最后還刊登了“本社出版物長期擔任文稿者姓名”,除我們所熟悉的人員以外還有:王怡庵、孔襄我、季志仁、夏亢農(nóng)、陸侃如、高士華、陳學昭、陳承蔭、游國恩、張皓、鄧均吾、韓君格等。不知是什么緣由,這些人始終也沒有給后來的《沉鐘》雜志投稿。那些作家中,林如稷與陳翔鶴等都是復旦大學的學生,不久林如稷赴法國留學,陳翔鶴轉到北京大學英語系專門研究外國文學,而陳煒謨、馮至當時則是北京大學德文系的學生,此外還有北京的李開先、羅青留,當時在天津的趙景深以及南京的黨家斌等人?!稖\草》在出版了4期以后,終于沒有堅持下來。
楊晦是馮至的好友后來成為《沉鐘》的實際主編,而林如稷則參加了從《淺草》到改為半月刊的《沉鐘》的編輯工作。這兩個雜志基本上就是這幾個人主辦、寫作的,當然作者的隊伍總是比較寬泛的。作者中以較為接近的同學和教師為多,如當時北大中文系的修古藩、北大英文系的顧綬昌、左浴蘭等。馮至還告訴我們,在《沉鐘》雜志上的署名除一般的真名以外,楊晦的筆名是“楣”、“晦”;馮至的筆名是“君培”、“琲琲”,羅石君用過“羅青留”,蔡儀即“南冠”,顧隨即“葛茅”,程侃聲即“鶴西”,張皓即“流沙”,韓君格用過“莎子”的筆名等。此外,北大教授張定璜(鳳舉)、楊丙辰(震文)都給他們投過稿件,馮文炳(廢名)在該刊發(fā)表過散文,姚蓬子曾短期來北京,也在《沉鐘》上發(fā)表過譯文和詩歌。
“淺草-沉鐘社”的作品及其藝術特色
“淺草-沉鐘社”的小說創(chuàng)作成績巨大。在風格上他們是介乎于人生與藝術之間的,他們在追求藝術的同時非常關注人生問題,也可以說是人生派與藝術派的有機融合。他們都是讀中國書長大,因為天時地利進入大學學習外語和西方文學,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交匯中,他們?nèi)玺~得水盡情展翅并即有作為。林如稷、陳煒謨、陳翔鶴等都是小說的多產(chǎn)作家,就是身為詩人的馮至也寫了一些小說。
林如稷的《將過去》、《流霰》寫的都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浮動心態(tài),特別是前者所展示的的主人公周若水的那種在“五四”退潮以后的精神苦悶與心理壓力,寫出了他過著的是一種無意識和性本能相交錯的顛倒錯亂的生活。故事是陳舊的,視野是眼前的,而手法卻是全新的。近年來有人認為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對其進行研究。
陳翔鶴的《不安定的靈魂》、《西風吹到了枕邊》、《See!》、《命運》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他借鑒繼承了郁達夫式的自傳體方式用第一人稱寫作,表現(xiàn)青年不安定的靈魂,使小說引人入勝,同時那種傷感的情調(diào)卻是現(xiàn)代的。
陳煒謨的小說《狼筅將軍》、《破眼》、《夜》、《爐邊》、《寨堡》等都是好小說。他的小說表現(xiàn)家鄉(xiāng)四川人民飽經(jīng)憂患的苦難,有一種在痛苦中追求光明的力量,今天讀來還是感人至深的。魯迅對其作品評論說:“陳煒謨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里說——‘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著我在??墒沁@也不用怕。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于懦怯得連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時的我,即不管別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罷,如果值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沉鐘社卻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彼男≌f是魯迅選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淺草-沉鐘社”小說最多的作家。
除上述作家以外,還有不少創(chuàng)作今天讀來仍會給我們以震撼,在表現(xiàn)手法上他們的小說很有特色。魯迅舉出的作家是: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徐丹歌,顧,莎子,亞士,竹影女士等,“都是小說方面的工作者;連后來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fā)表他幽婉的名篇”。
縱觀這一派小說創(chuàng)作,我以為有如下幾個特色:
首先,這些小說普遍表現(xiàn)真摯的情感,在強烈的藝術追求同時,有比較強烈的為人生態(tài)度,同情被壓迫與被迫害者始終是作品的中心主題。那種離家的惆悵、逃婚的苦楚、都市的無情、生活的疲憊和厭倦,故鄉(xiāng)給予他們的除了親情以外即是愚昧,在一種矛盾與復雜的痛苦中展現(xiàn)他們的情思。
其次,這些小說充滿了清純?nèi)缢耐?。除了個別篇章的直接書寫兒童以外,我以為這些小說的作者大約都有一顆孩子般的童心,他們的那種憶舊、故鄉(xiāng)情結、親屬記憶和記述的生老病死,都是孩子式的,是一種清新純潔的兒童眼光,這就增加了真實與親切,讀來絲毫沒有那種世故老人的味道。
第三,這些小說普遍反映出一種對于愛與自由的追求。不論是走出鄉(xiāng)關去尋找知識、真理與愛情,還是看待社會生活、戰(zhàn)勝寂寞,在對待世界、社會和各類人等中,都有著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洗禮,無不帶有一種“五四”青年的新鮮氣息。因此我們有理由說這些小說是新的文學,是青年血管里噴發(fā)出來的青春的激昂的聲音。
但是由于年齡、閱歷以及時間的制約,總體來看這一流派作家的小說還是顯得視野有些狹窄。他們的作品所表現(xiàn)的多是政治時事、故鄉(xiāng)往事、都市雜事、戀愛情事和身邊瑣事;生病、讀書、同學、課業(yè)、戀人、書信、家長和親屬是主要的書寫內(nèi)容。這也是濃烈的時代色彩的真實反映,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個十年小說創(chuàng)作的通病。
“淺草-沉鐘社”的詩歌也很有特色。這一派崇尚西方特別是德國詩歌,涌現(xiàn)出以馮至為代表的一些優(yōu)秀詩人。《淺草》初創(chuàng)時期的詩歌多數(shù)以《詩匯》的形式出現(xiàn),總體讀來感覺還是稍有些稚嫩,比如《浣花溪的女郎》、《小孩》、《夜步黃埔》、《黃昏》、《尋夢》等,大多離不開寫實遣意;到了《沉鐘》中后期詩歌逐步走向成熟,出現(xiàn)了《最后之歌》、《冬天的人》、《是誰》、《情歌》、《佩劍——項圈》、《寺門之前》等象征色彩與現(xiàn)實結合的新詩,讀來就頗有意境。特別是十四行詩的引進和嘗試,使這一派的詩歌自成體系,有所追求,遂即出現(xiàn)大家氣象。
散文在“淺草-沉鐘社”的創(chuàng)作中顯得薄弱。這當然與這批人初期的學生身份關系極大,其次當然還有文化修養(yǎng)與生活歷練。在這方面他們比起“語絲社”來說,所差者就不僅是一星半點了。魯迅曾經(jīng)說過,“五四”新文學的成功主要是散文的成功,在這方面“淺草-沉鐘社”只是進行了初步的嘗試?!稖\草》時期有《交織》、《踽踽》、廢名還為他們添上一篇《寄友人J.T.》;《沉鐘》時期就有了繆崇群的《散文兩篇》、林如稷的《歸來雜感》、《晞露集序》、《隨筆一則》及陳翔鶴的《悼朱湘君》等。散文是介乎于詩與文之間的橋,它需要極其豐富的內(nèi)涵與閱歷,在語言上也需要白話、古典、外國與民間口語的多項結合,做起來是很難的。當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要求來苛求當時的這些年輕人,不過我們可以從文章中看出他們的奮斗與努力的痕跡。
“淺草-沉鐘社”發(fā)表的劇本相比較并不是太多,但是統(tǒng)計起來也頗有特色?!拔逅摹币越笛輨≡趪鴥?nèi)大中學蔚然成風,因而時代呼喚著好的劇本創(chuàng)作。早期有發(fā)表在《淺草》第1期上羅青留的《新婚者》、陳竹影的《潯陽江》、李開先的二幕劇《祖母的心》以及第4期上陳翔鶴的四幕劇《沾泥飛絮》等都是很有特點的作品,這些劇本還都是停留在說教語言和緊湊故事的層次;《沉鐘》創(chuàng)刊后,所發(fā)表的劇本就更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我以為當推楊晦的《磨鏡》,該劇寫的是《金瓶梅》小說中的一個情節(jié),今天讀來還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論及中國現(xiàn)代改寫古代小說進行戲說再創(chuàng)作嘗試的話,這一篇可謂是較早的戲作,其中的現(xiàn)代性也表露盡致。此外,還發(fā)表了楊晦翻譯的新猶太作家阿胥的獨幕劇《夜》,此劇也是很有特色地在幽默的語言中表現(xiàn)人間苦澀的佳作,讀來令人精神感到震撼。
“淺草-沉鐘社”最為輝煌的成就是翻譯。原因當然是和這些人所學的專業(yè)多是外文有著極大的關系。特別是《沉鐘》半月刊一出版,他們就在首頁上刊登了19世紀美國著名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埃德加·愛倫·坡的照片,另外還刊登了Harry Clarke作的德國作家E.T.A.霍夫曼的畫像。以此表現(xiàn)他們對于獨一無二的西方魔幻風格與神秘怪誕色彩的藝術追求,他們無疑追尋著當時的世界文學新潮流。在《沉鐘》上發(fā)表的翻譯作品極多,其中涉及許多西方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這與他們的閱讀不無關系,正如他們所引用的著名作家吉辛所說的:“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边@同時也是他們的理想。用魯迅的話說,他們用“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yǎng)”進行文學工作。從英國、法國到俄羅斯,王爾德、尼采、霍普特曼、契訶夫、安特列夫、波特萊爾、海涅、莫泊桑、史特林貝爾格、高爾基、里爾克、梅特林克以及新猶太作家阿胥等都是他們的閱讀與翻譯對象;雖然在日本文學和理論上的譯介上稍有不足,但恰巧北大的張鳳舉、楊丙辰兩位教授補充了這個空白,使得《沉鐘》雜志顯得豐富多彩;1927年7月28日他們還專門出版了一期《沉鐘特刊》,全冊共184頁,全是翻譯作品,顯示了他們在翻譯上的成績。
統(tǒng)觀“淺草-沉鐘社”的作品,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到在中國新文學初期那批年輕人的呼聲與實績,理解這批人年輕的心。走進他們的作品,可以更深切地體會出那種不懈的追求和自強不息的努力。
中國新文學的舞臺是因為有了許許多多人的苦心孤詣、實踐奮斗才顯得豐富多彩的,他們也是那文學百花園中的一支奇葩;是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滾滾長河中,夾雜流淌的一股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