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它從隋文帝開皇七年（公元587年）開始創(chuàng)立，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布廢除，總共實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而中國科舉制度的最后兩次會試，都是在我們校園這片土地上舉行的（當時我們校園是河南貢院所在地）。一次是在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次是在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之后，科舉制度就被廢除了。所以我們的校園，就成為中國科舉制度的終結(jié)地。
　　科舉制度的主要考試是鄉(xiāng)試和會試（當然，殿試也很重要）。而這些考試，都是有定期的（恩科除外）。清承明制，于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規(guī)定：“以子午卯酉年鄉(xiāng)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编l(xiāng)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殿試以三月。但至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又改為會試三月，殿試四月，遂為永制。鄉(xiāng)試在省城舉行，會試在都城舉行，殿試在宮中舉行。
　　何謂“子午卯酉年”？何謂“辰戌丑未年”？可能有許多人還不太清楚，這里我需要作一簡要的解釋。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是公歷，而在古代中國，則是用干支紀年的?！案伞本褪恰疤旄伞?，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總稱，也叫“十干”?！爸А本褪恰暗刂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總稱，也叫“十二支”。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環(huán)相配，可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等六十組，稱為“六十花甲子”，用以表示年、月、日、時的次序，周而復始，循環(huán)使用。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農(nóng)歷，仍然是以干支紀年的。
　　以“子午卯酉年鄉(xiāng)試”，就是在干支紀年中，凡出現(xiàn)子、午、卯、酉字樣之年，即舉行鄉(xiāng)試。以“辰戌丑未年會試”，就是在干支紀年中，凡出現(xiàn)辰、戌、丑、未字樣之年，即舉行會試。下面，我以與我們的論題有關(guān)的年份為例，來加以說明。根據(jù)干支紀年法，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己亥年，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庚子年，二十七年是辛丑年，二十八年是壬寅年，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癸卯年，三十年（公元1904年）是甲辰年，三十一年是乙巳年，三十二年是丙午年。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光緒二十六年是庚子年，二十九年是癸卯年，都是在舉行鄉(xiāng)試之年。光緒二十七年是辛丑年，三十年是甲辰年，都是應(yīng)舉行會試之年。由此也可知，鄉(xiāng)試、會試都是每三年舉行一次。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會提出以下問題：
　　一、前面說在開封舉行的兩次會試，一次在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年），一次在光緒三十年（甲辰年），而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年）并非會試之年，為何在這一年舉行會試？
　　二、會試為每三年舉行一次，為什么在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卻連續(xù)舉行？
　　三、會試的地點是在都城，而清朝時期開封并非首都，為什么最后兩次會試都在開封舉行？
　　要回答上述這三個問題，還需要從當時的國內(nèi)局勢談起。
　　本來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是辛丑年，應(yīng)該舉行會試。但當是中國卻發(fā)生了一個重大事變，那就是英、德、法、俄、美、日、意、奧“八國聯(lián)軍”發(fā)動了侵華戰(zhàn)爭。在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的七月二十日，“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二十一日黎明，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在隆隆的炮聲中，由德勝門倉皇出逃。當時慈禧太后穿一藍布夏衣，裝扮成鄉(xiāng)間農(nóng)婦，光緒皇帝也改換了服裝。由于事發(fā)倉猝，來不及準備交通工具和日用物品，“兩宮皆乘道旁騾車，王公內(nèi)待皆步行”，“臥具皆不及攜，是日勺水未入口”，情狀十分狼狽。慈禧太后等經(jīng)懷來、宣化、大同、太原等地一路奔逃，至九月初四日到達西安，才算最后安頓下來。慈禧太后等在西安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元1901年9月7日），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辛丑條約》。之后，慈禧太后等才又耀武揚威地起程返回北京。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等車駕發(fā)西安，十月二日至開封。在開封住了一個多月。十一月五日離汴渡河北上，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由上可知，當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應(yīng)該舉行會試之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等正在逃難之中，對該年的會試當然也就無暇顧及，也根本沒有條件舉行。為了彌補辛丑會試未能舉行之缺，清政府于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詔展會試于癸卯年”，也就是將辛丑科會試推遲到癸卯年（光緒二十九年）舉行。這就是癸卯年并非會試之年而舉行會試的原因。同時，由于當時北京貢院已毀于戰(zhàn)火，所以清政府決定“癸卯會試，權(quán)移河南貢院舉行”。第二年，也就是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元1904年），乃是例行會試之年。這樣，癸卯科和甲辰科的年份，就前后聯(lián)在一起了。
　　行文至此，我想前面所提出的那三個問題，應(yīng)該是可以得到解答了。
　　癸卯科和甲辰科這兩次會試，除了都在河南貢院舉行這一特殊情況之外，在考官任命的時間上，也與往屆大不相同。按照慣例，考官都是在開始考試的前三天任命的。而且一旦任命之后，當即進行隔離，連家人也不得見面，以防舞弊。具體說，會試要考三場：第一場的時間是三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二場是十二日至十四日，第三場是十五日至十七日，這是定制。因此，考官一般都是在三月六日任命。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在時間上都要早得多。
　　先說癸卯科。在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二月初一，也就是在開始考試的一個月前，清政府就任命大學士孫家鼐為會試正考官，兵部堂書徐會灃、刑部尚書榮慶、吏部右侍郎張英麟為副考官。乍看起來，這似乎不可理解。一反慣例地這么早就加以任命，有這個必要嗎？難道就不怕出現(xiàn)舞弊行為？但細思起來，這樣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為癸卯科會試的地點不在京城，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開封。由于當時交通條件的局限，從北京至開封，單在路上就要很多天。如當時慈禧太后等由開封回北京，在路上就整整走了二十四天。再加上行前的準備，實際上一個多月的時間并不算太寬裕。上一次會試（戊戌科）的正考官就是孫家鼐，大約事情辦得出色，所以這一次又被委以重任。但這次主考，孫家鼐辦砸了：策題書寫錯誤。結(jié)果當會試結(jié)束后，孫家鼐等人都被“交部照例議處?！?br>　　甲辰科會試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不過這次沒有再任用孫家鼐等人，而是換了一班新人馬。光緒三十年（1904年）二月初六，清政府以兵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裕德為會試正考官，吏部尚書張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陸潤庠、戶部右侍郎戴鴻慈為副考官。任命的時間與上述癸卯科相比僅晚五天。
　　在這里我還想進一步說明，即不僅中國科舉制度史上的最后兩次會試都是在開封舉行的，而且清廷所在地的順天府的最后兩次鄉(xiāng)試，也都是在開封舉行的。一次在光緒二十八年，一次在光緒二十九年。
　　前面曾談到，根據(jù)清朝政府的規(guī)定，“以子午卯酉年鄉(xiāng)試”。也就是說，在每科會試的前一年，各直省都要舉行鄉(xiāng)試，以選拔參加會試的人才。具體到清朝光緒末年來說，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是庚子年，本該舉行鄉(xiāng)試。但如前述，在這年的七月間，侵華的八國聯(lián)軍已經(jīng)攻入了北京城，鄉(xiāng)試未能舉行。因此，清政府決定于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補行庚子鄉(xiāng)試。但北京貢院已毀于戰(zhàn)火，所以清政府決定順天鄉(xiāng)試也權(quán)移河南貢院舉行。按照規(guī)定，鄉(xiāng)試的日期是在八月。但到時順天要舉行鄉(xiāng)試，河南也要舉行鄉(xiāng)試，而河南貢院的號房有限，勢難同時并舉。于是清廷決定河南鄉(xiāng)試給順天讓路，即順天鄉(xiāng)試正期于八月間舉行，而河南鄉(xiāng)試則展期到十月舉行。
　　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癸卯年，亦為鄉(xiāng)試之年。在這一年中，河南貢院最為忙碌。前面已談到，辛丑科會試要于這年三月在河南貢院補行。而八月和十月，又要迎來順天和河南的鄉(xiāng)試。一個貢院，一年三試，這在中國科舉制度史上恐怕是僅有的。
　　因為要推行學校教育，清朝政府于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布，自丙午年（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為始，停止鄉(xiāng)試、會試。這樣，在中國封建社會推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舉制度，就壽終正寢了。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封建科舉制度行將就木之際，河南貢院扮演了一個多么重要的角色。在清光緒二十八至三十年間（公元1902年至1904年），短短的三年之中，在河南貢院就集中上演了四次鄉(xiāng)試，兩次會試。一時間，河南貢院成為中國科舉制度表演的精采舞臺，同時也使我們校園這片土地成為中國科舉制度的終結(ji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