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忠恕先生的名字，我在1980年踏進蘭州大學生物系的第一天就知道了。生物系當時有兩位德高望重的名教授，一位是鄭國锠先生，另一位便是呂忠恕先生。鄭先生是做細胞方面的，呂先生是做植物生理的，是白蘭瓜及果樹生理方面的大專家。我還知道兩位先生都在美國留過學，五十年代都放棄了在國外的機會而選擇回國，先后來到了地處西北的蘭州大學。蘭大生物系的良好基礎、后來的聲望和人才輩出，均與兩位先生有很大關系。
　　我很幸運，1984年本科畢業(yè)后，有機會留在呂忠恕先生一手創(chuàng)建的植物生理學研究室擔任助教，期間深切感受到研究室在呂先生領導下形成的嚴謹、求實的治學態(tài)度，由此形成的研究氛圍也堅定了我在此學科領域進行研究的信念。兩年后，我如愿以償，考取了呂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希望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物質代謝與植物生長發(fā)育方面的學位論文。遺憾的是，呂先生不久就因過度辛勞生了重病，我成為呂先生指導的最后一名碩士研究生。
　　呂先生對我的影響，除了治學態(tài)度，還有兩個方面我也是不能忘的。一是他對學生的關心，二是他的為人。由于是在職攻讀碩士學位，必須在承擔教學任務的同時完成學業(yè)，而當時我的學位論文題目還沒有完全確定，心里對能否按時參加學位論文答辯很是擔心。令我感動的是，呂先生在病情剛剛穩(wěn)定不久就約我去他家里，談他所考慮的研究課題，并為我如何盡快開展實驗工作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這對我信心的建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他的安排下，曹儀植老師具體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王邦錫老師也對我的碩士論文給予悉心的指導。
　　呂忠恕先生的為人就如他的名字一樣，質樸、忠厚、嚴謹。印象中從未見過他大聲說話，或訓斥什么人，更沒有見到他頤指氣使、盛氣凌人的時候，他總是那么平易、和氣，彬彬有禮地對待他的家人、同事和學生。生病以后，雖然先生的身體每況愈下，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考慮學科與研究室的長遠發(fā)展，竭盡全力給學生教誨與關懷。病中的先生一直心系他熱愛的事業(yè)，誨人不倦，畢生奉獻的情景使我至今不能忘懷。
　　1991年12月呂先生去世。我時常會想起他，懷念與他相處的日子。多年以后，我也出國留學，又歸國工作，也成了一位研究生導師。漸漸地，我對呂先生的經歷、他的選擇又多了一份理解，對他的品德、他的追求也多了一份仰慕，這種理解和仰慕對我的研究工作無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我想，作為呂先生的學生，對他的最好紀念，最能對得起他的，就是學習他的好品德，努力工作，認認真真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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