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編印的《邊疆人文》

△1943年，陶云逵受聘南開大學歷史人類學教授的聘書



△1943年，羅常培為高華年加入邊疆人文研究室致馮文潛函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南開大學成立了“邊疆人文研究室”，組織開展一系列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活動，油印出版了《邊疆人文》學術期刊，刊發(fā)了一批高質量的調查報告，內容涉及邊疆語言、人類學、人文地理、邊疆教育。這一學術機構存在的時間雖不足5年，卻在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史上書寫了重要的篇章，彰顯著南開學人追求學術進步，探索科學真理的執(zhí)著精神。更具學術意義的是，“邊疆人文”學人群之于私立南開有著“舊邦新命”的含義，他們共同的學術追求實際上承載著南開久已存在卻并不十分鮮明的另一種西學傳統(tǒng)。
緣起與旨趣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南開大學慘遭兵火，損失頗巨，雖與北大、清華合組聯(lián)合大學，但大傷元氣，師資流失嚴重，南開籍教師不足聯(lián)大教師總數(shù)的五分之一。與北大、清華相比，南開依舊倚重經濟研究，學科發(fā)展單一、學術班底薄弱。不過，對如何化解“才荒”問題，張伯苓、黃鈺生、馮文潛、陳序經等人始終牽掛心懷。上世紀40年代初，黃鈺生、馮文潛、陳序經等人在如何發(fā)展南開學術，重新安排學科布局上達成了初步的共識，那就是要發(fā)展邊疆人文研究，該項研究中“人類學與人文地理”專業(yè)方向的選定即與南開早年的學術傳統(tǒng)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早在1923年，南開大學就在文科中設有人類學系，開設有“人類學”和“進化史”兩門課程，并聘請到李濟出任人類學教授，盡管這個系存在的時間不長，卻“開了中國學術機構設置人類學系之先河”。人類學系在南開校史上有如曇花一現(xiàn)，但與社會學、民族學相關的教學工作、學術研究及社會調查活動卻成為南開教學及研究中的重要一環(huán)。南開學人較早開展起來的社會學性質的調查活動，不僅是一種學術上的需要，也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以促進社會進步、改造中國社會和服務民生為目的“知中國、服務中國”的學以致用理念成為南開教育的核心，后來南開學人投身的西南邊疆田野民族志工作與抗戰(zhàn)前所開展的社會調查實踐均源于這一理念。
　　抗日戰(zhàn)爭時期，隨著國家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大批學術機構、大學隨之西遷，諸多人類學民族學學人輾轉到了西南地區(qū)。這次轉移為中國學人開展大規(guī)模本土田野調查提供了前提條件，也使民族社會問題的研究由理論向實踐的轉變成為現(xiàn)實。南開能夠順利開展邊疆研究計劃，一方面得益于南遷學人的“人才準備”；另一方面，恰逢云南地方政府設立石佛鐵路社會經濟調查隊，決定撥款委托南開大學代為組織，以開展筑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族風俗、語言和地理環(huán)境的調查活動，為南開開展邊疆人文調查平添了助力。1942年初，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應運而生，它擔負起了為南開大學文科發(fā)展“建基鋪路的使命”。同年8月，南開大學正式聘請西南聯(lián)大社會學系教授陶云逵為主任主持工作。隨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畢業(yè)生邢公畹，聯(lián)大畢業(yè)生黎國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yè)生高華年等人相繼加入，后來聯(lián)大畢業(yè)生賴才澄，聯(lián)大教師袁家驊也充實到研究隊伍中，壯大了“邊疆人文”學人群。按照與云南政府的約定，南開學人“調查及研究所得材料與結果由研究室整理編輯，以供石佛鐵路主管人員之應用。其有關學術者，研究室自行發(fā)表”。南開因勢利導，再一次將“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理念融入到邊疆社會的建設中。
　　研究室成立伊始，南開的學術團隊便在陶云逵教授帶領下開展起田野民族志工作。研究室的研究計劃與工作步驟直觀地反映出南開學人的學術旨趣和傾向，即希望通過運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活動來積累民族志素材，并以此為手段對“邊疆教育”展開深入的調查和研究，來達到改進邊疆教育制度及內容的目的，進而“對此邊區(qū)人群之各人的思想態(tài)度、行為上，并其整個文化上之可能發(fā)生影響”。南開為何會對“邊疆教育”研究情有獨鐘？這隱然與主事者的學術經歷和興趣大有關聯(lián)，更牽涉著西方人類學對中國人類學的影響和傳播問題。陶云逵教授曾留學德國，在柏林大學專攻人類學6年，獲博士學位，是在華傳播德國人類學理論及方法的重要人物。在中國人類學學科史的記載中，陶云逵曾被視為“德奧民族學派（播化派）”在中國的繼承者，他對邊疆教育與民族文化的關注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邊疆人文”學人群的研究取向。
學人與流派
如果將“邊疆人文”學人群置于中國人類學發(fā)展的大情境之中來比較的話，其成績和意義顯而易見。“出色”的成績若以研究成果論，該室同仁貢獻于世的成果多集中于《邊疆人文》，主要以民族語言調查和民俗研究為主。陶云逵的研究，不僅被公認為足以名垂史冊，而且還體現(xiàn)出“德國理想主義中的闡釋學和價值哲學的論述特點”。邢公畹的《詩經“中”字說》，討論詩經“中”字倒置問題，受到李方桂等著名學者的肯定，高華年的黑夷語法研究之“關于借字之分析及語法之結構”，被認為是“為前此中外學者所未道及”。其實，“出色”的學術表現(xiàn)背后一定蘊含了更為“出色”的學術品格和人格魅力。因此，同行及后輩學者對南開學人的關注就不只具有學術評價的意味，更體現(xiàn)為與他們的同仁相惜和對他們所堅守的學術理想與治學態(tài)度的敬佩。費孝通曾回憶他與陶云逵在魁閣論學時的往事，稱“云逵和我二人師承不同，因之見解也有不同。因為我們在基本出發(fā)點上有些不同，所以討論時也顯得有趣味。有人誤解魁閣，以為它是抄襲某某學派，其實在它剛剛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各學派的混合體；而且在經常的討論中，誰都改變了他原來的看法”，費氏將這種討論的益處形容為“反對”的建設性，盡管他們在討論中互不相讓，各抒己見，但目的卻很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點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實情”。
　　令人感嘆的是，在當年并不理想的研究環(huán)境中，“邊疆人文”學人群克服艱難，深入不毛，通過田野調查，積累下大量的民族志素材。1933年，陶云逵留德歸國，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任專任編輯員（責任與待遇與專任研究員等同），就職后不久即偕技術員趙至誠深入云南調查人種。這項工作，持續(xù)了3年，“獲得材料不少，直至抗戰(zhàn)軍興，尚未整理完畢，然凌（純聲）陶（云逵）二氏已有零星專文發(fā)表于地理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霸撍祟悓W組出版之人類學集刊第一集，頗為精當”。由于陶云逵在德國受到過良好的學術訓練，“頗有德國學者風度”，他勤慎的治學態(tài)度在當時學術界中有口皆碑。有學者指出，陶云逵是從學習生物學轉而體質人類學，進而又轉到社會文化方面，不僅根底好，而且“治學最勤，用功最深，構思最慎”。1943年初，費孝通、潘光旦、陶云逵、羅常培等人赴大理講學，其間他留給人們的深刻印象便是“有似從前所稱的輶軒使者，到處采風問俗，他興趣最博，對任何比較有意義的景物，都要作細密的端詳，詳實的記載”，“比徐霞客的還要周到”。從歸國至逝世的10年間，盡管陶氏學術興趣有所變化，但治學的態(tài)度卻不曾有半點馬虎。尤令人感佩的是，“他沒有許多專家所有狹窄不容人的習氣，對自己的科學用功極勤，對其余的學問求知之心極切，虛心接受不同的意見，他之所以會從體質方面轉到社會文化方面，也就是由于這不滿足和求知的心情而發(fā)軔的”。
　　對學問的“不滿足”與“求知欲”正是推動學術不斷精進的原動力。與書齋學者不同，戰(zhàn)時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學人們在田野民族志工作中付出的艱辛最大，還不時地會受到疾病和死亡的威脅。追隨陶云逵的邢公畹、黎國彬、高華年等人的調查足跡也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而且他們大都單槍匹馬地從事工作。黎國彬回憶稱，當時“遇到不少麻煩和困難，學術調查實際上成了一場探險考察”。邢公畹也經歷過類似的磨難，更甚者，他們還會隨時受到土匪的劫掠和地方武裝的刁難。那時候的中國學人，孜孜以求，如燕子銜泥一般，一點一點地構筑起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殿堂，他們“從基礎資料的搜集做起，開始對中國各民族的群體及其文化進行研究，意義在于表現(xiàn)出學者們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說明了中國人開始真正地、務實有效地從事中國民族學研究。
　　值得深思的是，支撐起20世紀前半期中國人類學民族學殿堂的學人們實際上分屬不同的流派，他們師承不同，學術傾向或相近、或相異，分別歸屬于功能學派、文化學派、歷史學派。但與歐美人類學界各流派間學科壁壘分明所不同的是，“中國人類學這三大流派之間其實并沒無太過分明的界限，只是一種學術傾向而已”。這一概括在陶云逵身上得到了印證，他被視為德國人類學在中國的傳人，是“應用‘文化歷史’的觀點來研究云南的民族”的代表，但在同輩和后輩學者看來“盡管他在德國的確是學習過傳播論，回到中國后他主要是從事民族史的研究，這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單純地遵循傳播論的軌跡”。這種超越，實際上體現(xiàn)了南開學人對德國學術傳統(tǒng)中理想主義的繼承和發(fā)揚。
理念與傳統(tǒng)
客觀地說，“邊疆人文”學人中多有“德式”教育與學術背景，其中，陶云逵自家學術中的“德國色彩”自不必說，其他如高華年、邢公畹亦深受北大、中研院的德式學術訓練，但若以德國人類學特征來綜括南開邊疆人文研究特色的話，還略顯牽強附會。南開人類學學科的開辟，看似新穎，實則早有淵源，“舊中出新”只是表象而已?！斑吔宋摹睂W人群承載著私立南開的一種“有而不在”的學術精神。所謂“有而不在”，是指在南開學術傳統(tǒng)中早已孕育了“以學術為志業(yè)”、“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只是未曾得到充分彰顯。以傳統(tǒng)評價言，私立南開因深受美國實用主義大學理念的影響，教學、科研多以服務社會為本位，重“術”輕“學”，專業(yè)設置瞄準社會需求，教學、科研績效要求立竿見影，將培養(yǎng)學生比喻為“出貨”，不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術”，相對忽視以學術為志業(yè)的個人本位教育，所以文科建設十分不盡如人意。以往研究者多視私立時代的南開為“美國化”的大學，誠然諸多教師有留美背景，美式教育元素充斥校園。其實，在這種表象之下，南開還氤氳著一股隱而不彰的理性主義的學術氣質，這種氣質的養(yǎng)成實與歐洲，尤其是德國經驗大有關系。皮相之見，往往多關注南開仿美，而忽視了南開在學習歐洲大學方面的表現(xiàn)，至少德語與法語課程曾是南開傳統(tǒng)的教學科目。
　　率先實現(xiàn)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德國，能將教學和研究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發(fā)展成為近代學術和科學的中心。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美國正是以德為師，萬余名的美國留學生遠赴德國深造，諸多德國學者亦來美講學，德國的學術風格在美國教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1936年，“美國學術所擁有的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領域所擁有的主導地位，直接和間接歸于許多在德國大學接受先進訓練和吸取靈感的美國人”。遠紹德國的美國學者們十分尊崇的理念就是，大學教育在追求科學真理的同時，亦須對人的個性與修養(yǎng)發(fā)揮作用。在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理念的相互作用下，美國大學最終成就了融職業(yè)性和學術性為一體的特色?；谶@一特點來觀照近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史，就會發(fā)現(xiàn)近代留美中國學人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價值取向絕非一元，而是歐美多重學術傳統(tǒng)與文化的復合，其中的“德國色彩”是不能忽視的。且不說以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為代表的留德學人對德國文化教育經驗的直接傳揚，單是留美學人通過間接方式傳播的德國學術及思想的影響就不可輕視。
　　平情而論，以美為師的南開，因規(guī)模所限，側重于教學，間或涉及學術研究，培養(yǎng)學生多考慮未來的職業(yè)規(guī)劃和社會需求，所以學校風格凸顯了實用性。上世紀20年代末期，正是南開大學尋求自身教育特色的形成與確定學術風格的關鍵時期，“土貨化”教育方針的提出，“知中國、服務中國”人才培養(yǎng)理念的確立，回應了時代與國家的需要。其實，學校風格雖凸顯實用的職業(yè)性，卻并不妨礙學者們保留個人的學術傾向及其對大學理念的持守?！耙詫W術為志業(yè)”的理念也深植于南開學人的心中。馮文潛、黃鈺生就對歐洲古典大學和中國古代書院的教育方式表示過濃厚的興趣，早年有過留德經歷的馮文潛“非常推崇在我國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與學生問答的教學方法，在古希臘哲學家中相對應的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對話方法……引導學生自己一步一步地思考，直到問題得到解答為止”。在他們看來，那種能對學生心性修養(yǎng)起到直接作用的教育或學術活動，最明顯的益處便是“學校的功課，不在死板地聽講，而在學生自己研究。自己讀書之后，與院長或教師討論。這種個人的注意與人格的接觸，是教學中理想的情況”。
　　抗戰(zhàn)軍興之后，南開遷播云南。其間，張伯苓因遠在重慶，盡將校務委托于黃鈺生、馮文潛、陳序經諸人，因為他們學術傾向相近，訴求一致，深知人文學科在大學之中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重建南開的過程中，他們多能便宜行事，邊疆人文研究團隊的組建，可謂于看似無可能條件下部分地實現(xiàn)了那些抱有心無旁騖地游學與治學理想的南開人的夢想。在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里，心無旁騖地治學對學人們來講近乎侈談，可是我們依然能夠感觸到，連天的烽火與動蕩的時局并沒有影響學人們致力于學術的平靜心態(tài)。
　　刻意地追求“以學術為志業(yè)”的理想，在亂世之中恐非易事，但一個穩(wěn)定學人群的出現(xiàn)又必然有其基本一致的原則持守，保持相當一致的學術志趣。南開邊疆人文研究的領導者，除了主持研究大計的陶云逵外，另一核心人物就是馮文潛。陶、馮二人一個主持研究工作，一個負責后勤工作。馮文潛在籌建研究室時用力最著，對研究室的貢獻并不亞于研究室內的各位同仁。“他對南開大學有極深厚的感情，事業(yè)心非常強烈。他在邊疆人文研究室不擔任職務，而以‘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務。與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打交道的是他，與聯(lián)大有關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在研究室成立之初，為開創(chuàng)研究條件，馮文潛不辭勞苦地奔忙，采購筆墨，租借房屋和用具，雖然他沒有具體參與到邊疆人文研究工作中，卻是這一學人群的靈魂人物。在與邢公畹的一次談心中，馮氏對南開“邊研”表示了十足的信心，認為“就南大言，局面雖小，亦有其長”，“邊研現(xiàn)已成為文科研究所之語言人類學部門。室之名義為念舊思源與保存……將來研究亦不限于西南。西北、中亞、南洋皆在研究范圍之內”。1944年1月陶云逵去世后，馮文潛更成了研究室同仁的主心骨。面對諸多接踵而來的困難，他不斷給大家鼓氣：“你們都知道這點小小的研究調查工作的產生是不容易的”，“什么打擊我都搪過，對于什么打擊都有個還擊”，“云逵的死，我并未料到。能搪過去嗎？我有這個心，果能搪過嗎？只要大家都有這個心，同仁皆曰‘有’?！贝撕蟮?年間，馮文潛依然默默地為邢、高、黎等人做著“幕后”工作?？箲?zhàn)勝利后，南開北返復校，馮文潛、黎國彬、邢公畹北上，高華年、黎宗瓛、賴才澄等人分別他就，“邊疆人文”實已星散。然而，對于邊疆人文研究工作，馮文潛仍然抱有一線希望。直至解放后，他還在南開園內組織舉辦過“邊疆人文”的文物展覽。可惜的是，這一絲努力并沒有改變“邊疆人文”的最終命運。
　　“邊疆人文”學人群及其學術研究，之于德國人類學傳統(tǒng)在華的傳播與發(fā)揚顯然有著重要的學科史價值，而對于私立南開大學而言，更有為其爭得“大學資格”的現(xiàn)實意義。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制的建構和發(fā)展不是線性的過程，而是多層次的混合漸進過程，作為其中重要構成部分的私立大學之學科制度及思想的形成，顯然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以個案的形式開展分析研究，勢必能豐富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制和學科制度研究的內涵。反之，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制度發(fā)展的大背景下，由學科與學人的角度切入去觀察私立南開的學術特色，亦可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種西學傳統(tǒng)在南開學術發(fā)展過程中的脈動，這對于重新描繪私立南開大學的學術源流圖實在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