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之初，西方的經濟學已經和政治學分道揚鑣，在當時處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地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一代經濟學家積極倡導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的自動調節(jié)機制達到充分就業(yè)，均衡發(fā)展。
　　但是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大危機讓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正視市場的有限作用。1929-1933年集中爆發(fā)在美國和歐洲的"大蕭條"災難深重，政府再也不是廉價的"守夜人"了，政府干預成為當時執(zhí)政者穩(wěn)定經濟、恢復發(fā)展的首選政策，而政府與經濟如何有效地協調與發(fā)展再一次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點。
　　抱有這種觀念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聯合行動，大力倡導政府對經濟干預的重要性。然而，政府干預政策的效力很快走到了盡頭，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遇到滯脹的難題。這次滯脹從表面上看是石油危機導致的，但是從深層次看卻是凱恩斯主義政策所致。由于各國過度奉行凱恩斯主義政策，過于強調國家干預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國家的管制對于經濟的自行發(fā)展約束過多，從而忽略了市場本身的作用，違背了經濟規(guī)律從而導致經濟發(fā)展不能正常運行。滯脹問題的出現表明政府干預也是有缺陷的，而政府在現代經濟發(fā)展中的地位問題進一步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關注。
　　以科斯為代表的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全面考察了國家的起源、國家的功能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國家理論。同時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又與新經濟史學密切相關，對經濟史的分析一般都要涉及國家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又將國家、政府作為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兩者的研究常?；ビ兄丿B、互為支撐，從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本人既是經濟史學家，又是制度經濟學家也可見一斑。因而，國家及其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新制度經濟學對國家的存在給出了更合理的解釋，在克服"搭便車"問題方面、界定產權方面，國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在國家合理性理論中最具特色的一點是有效說明了經濟上已處于低效率的政府仍然存在的原因，這是政治學沒有發(fā)現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和他的倡導者們以突出制度創(chuàng)新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作為其理論的學術落腳點，從制度設計者、執(zhí)行者和改變者的立場解釋國家的興衰和政府的更迭，對于制度、經濟的發(fā)展變化關系有合理完整的理論框架和經濟學解釋，徹底解救了困境中的西方政府和那些主流經濟學家。
　　國家是統(tǒng)治階級的機器、國家是一個統(tǒng)治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勞動人民）的工具、國家具有暴力性質等等，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信手拈來的"馬氏觀點"，至少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這種觀點深深影響了幾代人。然而，新制度經濟學家特別是諾思關于國家的論述分析，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諾思認為，在現代高度復雜的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一整套高度發(fā)達的制度框架，如產權制度的穩(wěn)定化，對商業(yè)限制的取消和公平競爭的提倡，銀行制度、金融制度和審計制度的建立，司法制度的健全等一系列制度均在現代西方經濟發(fā)展史上起到過巨大的作用。同時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國家和政府的經濟干預對經濟發(fā)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利益集團、政府失靈、特權階級以及主觀認識都對經濟正常、平穩(wěn)地運行有著重要的影響。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環(huán)境，市場的正常發(fā)育和經濟的增長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成為相當多新興發(fā)展中國家經濟遲緩前行的原因。因此，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從不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到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首先要實現合理的制度變遷。
　　國家這種制度安排不同于市場和企業(yè)的特點是它的強制性，即國家是在暴力方面有比較優(yōu)勢的組織，強制性的后盾是國家暴力。但是，國家暴力的使用有其限制性。第一、國家暴力是對付暴力的暴力，即對付非法暴力的合法暴力，這種合法性起源于每個人捍衛(wèi)自己利益，抵御別人侵害的合法權益。第二、國家暴力只有在能夠實現某種社會合作，并且比其他制度（如市場和其他組織）更有效時，才被采用。國家暴力資源之所以能更有效的使用在于其能達到規(guī)模經濟和防止"搭便車"問題。
　　把經濟學理論引入國家問題分析是諾思關于國家理論的一個特色。國家（統(tǒng)治者）也是一個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行為的"經濟人"。他們也面臨著生存和發(fā)展的問題，他們也面臨著潛在競爭對手，他們與選民是一種"交換關系"。
　　那么，既然國家對產權的界定可以決定社會的經濟效率，國家的收入來源又主要由稅收支持，那么為什么國家要做出有悖于經濟增長之舉呢？諾思指出，國家在界定產權，獲取壟斷租金最大化的過程中，受到雙重約束。首先是交易成本的約束，國家在獲取壟斷租金最大化的過程中，涉及到對社會產出的考核與衡量，由于社會投入--產出結構的復雜性，為獲得租金最大化的考核與衡量成本必定存在，這種成本必然要進入國家的成本--收益核算之中，構成對壟斷租金最大化的國家行為的一種約束。
　　從諾思的理論反觀我國改革實踐。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經濟增長、發(fā)展和制度變遷的精彩過程，是一個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新時期，是經濟、政治共同變遷的過程。在我國現階段，創(chuàng)新成本過高、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只有在國家保護和推動下，才有可能實現創(chuàng)新成功。而制度的變遷和創(chuàng)新要在實現國家收入最大化的同時盡可能地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做到二者的和諧統(tǒng)一。
（財政學院 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