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紫關的記憶舉家流亡到荊紫關，終于可以喘口氣了。只不過心頭劃過那道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之后，還留下了一些別樣的記憶。比如，母親下丹江游泳就曾在荊紫關轟動一時。
　　當時，河大體育教研室的老師多擅長球類，不會游泳，女老師中會游泳的更是鳳毛麟角。母親出生在江南，自幼喜歡游泳。因此，見到有水的地方就想一試身手。不過，此時她已身懷六甲，挺著大肚子下江游泳太不可思議了！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在江邊的小樹林里，她換上游泳衣，做完準備活動，就跳進江里暢游。一會兒游蛙泳，一會兒游自由泳，偶爾翻過身游仰泳……圍觀的村民無不驚訝。旁邊有位懂行的人說：“看看人家女的都敢下江游泳，你們大老爺們有幾個敢下去的？”其實，母親擅長游泳由來已久。她在上海東亞體專時主修的游泳項目是蛙泳，田徑的主項是短跑。1985年，我陪母親到上海去看病，在上海圖書館看到當年的《上海畫報》，上面刊登著她獲得上海市田徑運動會女子200米短跑冠軍的照片，下有文字說明。為此，她與名噪一時的美人魚楊秀瓊被譽為體壇姊妹花。
　　在荊紫關，我有幸認識了張長弓伯伯。
　　戰(zhàn)亂中的小學教學秩序混亂，這給貪玩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平臺。此時我結識了一位跟我一樣喜歡打球、游泳的朋友———張斑，彼此過往甚密。有一天，我去家里找他玩，只見其父的書桌上有張稿紙上面工工整整寫著“鼓子曲”三個大字。此類小曲我在街頭也聽過，當時覺得它不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藝兒。不過長大后，我也走上了文學之路，而且學的是戲曲專業(yè)，回想自己當年覺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其實，張伯伯是個很本真的人，干事總是一步一個腳印，在文學研究上，幾十年來，他始終虔誠如初。他的文學精神是銳意進取，將文學研究當做其生命的一部分。因而，他在短暫的一生中（1905年—1954年）竟跨越了文學研究的兩個領域———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和鼓子曲（俗文學）文學遺產(chǎn)的探討、研究。
　　張長弓伯伯是河大教中國文學史的教授。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文學史的教材極其貧乏，各個高等學府的教材參差不齊。因此，文學史功底厚的教授都是自編教材，張長弓即在此列。1935年上海開明書店就出版了他的《中國文學史新編》。這本中國文學史的體例是“以時代為綱，以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力圖“見其史的流變”，這是一種大膽的嶄新的嘗試。此書一出，竟為眾多文學史家所賞識。當時，西南聯(lián)大等多所高校均拿這本書作為教材。為此，該書曾再版三四次，直到1978年，臺灣還再版了此書，作為高校中文系的教材。一本自編的教材經(jīng)受了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檢驗，可見該書在中國文學史領域影響之深之廣。
　　張伯伯對于鼓子曲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他完全擺脫了學院派的研究模式，而是深入實際生活，下死功夫潛心研究，以求真諦。戰(zhàn)亂中，他不避艱險，在難民中尋覓鼓子曲的行家。在其專著《鼓子曲言》中說：“1944年暑后，又趨訪張松亭、華清臣二先生。倆先生曾在洛陽為羅東峰夫人教曲，他們將所存曲譜底稿，毫無保留地見贈了。在荊紫關遇到老曲友馬從龍先生。馬先生是南陽人，以卓文君聞曲來奔，攜其情人寄居荊紫關已30年。經(jīng)數(shù)月功夫，幫助他開出了三種曲譜……”由此可見，他對鼓子曲的收集、整理、研究是很下功夫的。鑒于歷史的偏見，俗文學歷來不被重視。更何況，它們的傳承往往是師傅口口相傳、手把手地教，因此，張伯伯為尋覓這些第一手的活資料，在日寇炮火的驅迫下，仍顛沛流離于難民中，尋曲覓譜，未曾懈怠，因此，他在《鼓子曲言》中就有十分動情的表白：“1944年嵩、潭失陷，次年宛西戰(zhàn)役，都是在極艱苦的戰(zhàn)亂環(huán)境中，拋棄了衣物，拼力攜出曲稿。我對曲稿和對我的孩子是同樣重視的。”可見，在他心中，曲稿幾乎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他才感到應當對得起這份文化遺產(chǎn)。據(jù)他考證：“遠在十六世紀初葉，開封出現(xiàn)了鼓子曲?！薄扒宄跄?，鼓子曲自開封傳到周口、禹縣、南陽這三個大的商埠?！保ㄒ浴豆淖忧浴罚┮蚰菚r鼓子曲在南陽最興盛，時人遂稱之為“南陽曲”。同時，張伯伯又將此時期搜集起來的零碎資料加以系統(tǒng)地梳理，歸納出鼓子曲有四大特征：⑴民間的形式；⑵大眾化的語言；⑶采用民間文學的習慣語；⑷利用便于聽覺的文辭。從而進一步確認：“河南鼓子曲，便是集五百年來南北俗曲的大成?！薄昂幽瞎淖忧钥少F，不僅是它保存有明清以來的名貴曲牌，而且它還吸引四方雜調。不論是秦隴樵夫牧兒的西調，不論是江南歌女的小曲，一一唱奏在鼓子曲中?！庇纱丝梢?，鼓子曲在中原一帶長期流傳，已經(jīng)成為集古今南北民間曲調之大成者，成為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曲藝形式。因此，它在各地的演出備受歡迎。更何況它的演出不需要大的舞臺：或一人自彈自唱；或三五人圍繞一個長桌演唱。樂器全的時候，有銀箏、琵琶、三弦、八角鼓等；有時僅一把三弦，也可以彈唱演出。“這種自由的、可以靈活運用的演出方式，正是俗文學的一種特色?！保ㄒ陨弦某鲎云湔撐摹逗幽系娜笄嚒泛汀豆淖忧妗沸?。）除此之外，他還涉獵了變文、諸宮調、彈詞、鼓詞、寶卷等俗文學的各個領域，從而揭示了這份文化遺產(chǎn)的厚重和博大精神。如此龐大的“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加之貧病交加，他愈感力不從心。
　　為此，他寄希望于兒子，遂將其兒張斑易名為張檍弓。檍弓，“李自成的弓，木質堅而柔韌”。從他為兒子改名之舉，即可看出其望子成龍之意。張檍弓沒有辜負父親的希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以一部《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而蜚聲文壇，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其小說屢屢在全國獲得一等獎，時人戲稱他為獲獎專業(yè)戶。其實，這位張一弓就是張檍弓。其父逝世后，他擅做主張將“檍弓”改為“一弓”，因為他覺得“檍”字生僻難認，不如“一”字讓人一目了然。“虎父無犬子”，盡管他在文學研究上沒能子承父業(yè)，但是他卻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