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
　　“新時期，是誰最早揭露了中國存在毒品？”提出這個問題的是胡展奮，《新民周刊》主筆、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此時此地，是高校教育新聞核心課程高級培訓班，臺下鴉雀無聲。答案很讓校報記者們出乎意料：“胡展奮，被忘記的。”
　　胡展奮當記者已二十多年，做過許多新聞調查，1991年的報道《瘋狂的海洛因》影響尤其大。它如平地一聲響雷，向人們傳遞了一個久已遮蔽的事實：中國大陸毒品死灰復燃。揭開這個蓋子，胡展奮面臨著極其艱難的處境：不僅個人遭到禁閉，而且被一些領導認為“無黨性無紀律”，面臨著“與國家為敵”的指控。
　　所幸，時任總書記江澤民看到了刊載此文的《南方周末》，作出批示。他反問：為什么新華社沒上報這個情況？要求公安部組織力量去云南反種毒、反吸毒、反販毒，并要求教育部編寫禁毒教材。這個批示也為胡展奮解了圍：他可以獲得自由，繼續(xù)工作。
　　曝光乞丐村，揭露黑金礦，胡展奮在新聞調查的路上越走越遠。前不久，他介入中學女生黃一馨跳樓事件的調查，再一次感受到了這份職業(yè)的艱難，也再一次感受到了報道所產(chǎn)生的力量。
　　李惠利中學初一女生黃一馨跳樓自殺了。胡展奮轉載了她父親的博客，表示對死者的懷念，卻引來了明顯是有組織的體制內(nèi)人員的攻擊謾罵。這種壓力激起了他的同情心：要揭示黃一馨之死的隱情。當時，學校、班主任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態(tài)度，推卸一切責任，黃一馨班上的同學及其家長都被要求對媒體禁聲。胡展奮知道，近兩年本地并非沒有中小學生自殺事件，只是被掩蓋了，給外人一種上海教育界無風無浪的印象。他想，一定要把真相公布出來，讓有關方面吸取教訓，免得更多青少年無辜地死去。
　　這是一位記者與一個龐大的體制的抗爭。胡展奮輾轉得知兩位學生家長是教徒，將心比心，獲得了他們的信任，而后由此聯(lián)系到其他三位家長，總共聯(lián)系上五名學生，在律師見證的情況下作了錄音。學校方面對胡展奮的調查舉動掌握得一清二楚，千方百計阻止稿件的發(fā)表。電話如雨點打過來：教委的，衛(wèi)生局的，外事辦的，總工會的……其中也不乏老同學、老朋友。無奈之下，他和總編只能關機應對。壓力大極了：如果胡展奮是官員，他的仕途將由此終結；不過他的身份是記者。盧灣區(qū)政協(xié)常委呢？胡展奮極端地想，那是花瓶，而且是一個小小的花瓶。在政協(xié)常委和新聞良知之間，他選擇了后者。
　　《李惠利中學初一女生跳樓之謎》發(fā)表了，疑點變得清晰起來，班主任對黃一馨的責罵侮辱悉數(shù)再現(xiàn)。有關部門對事件開展調查，不但證明胡展奮的報道完全屬實，而且還有新的事實被揭示出來。教育局、學校分別上門向家長道歉，支付了大額度的賠償金。中學生之死引起了人們對教育體制的反思，改變還在繼續(xù)。
　　胡展奮事后分析，如果家長要去法院告學校，那他們真是求之不得，從那些電話里也能看出利益相關方的連接多么緊密，還能指望得出公正的判決嗎？他通過自己的報道，借助所在媒體的力量，最終做成這件事。真相得到了，代價也很大：他樹了很多敵。
　　講臺上的胡展奮倜儻瀟灑，頭發(fā)一絲不亂，西服光潔挺拔，手勢堅定有力。無需講稿，同樣講得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一個“新聞突破”的主題，三四個事例，整堂課就飽滿豐沛了。他做過，那些都是他的切身感受，所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以往在《新民周刊》多次看到胡展奮的頭像，這次能夠近距離聽他講課，十分難得。課后我問：“是不是可以說，做這個中學生自殺的調查的時候，你心里懷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胡展奮回答：“我覺得是盡人力吧。社會有改變，都是一點一點來的。”聽得出心底的那份自謙與自重。胡展奮還不無自嘲地說：“吃這碗飯，不長肉！”這時候，他倒像一個頑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