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專業(yè)方向是佛學，如果說在這個領(lǐng)域里有點學術(shù)專長的話，那就是對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研究。前不久，我在學校網(wǎng)站上看到一則報道，“由我校鄭杰文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全球漢籍合璧工程’正式獲批成為國家重點文化工程”，不禁隨喜贊嘆。我既不是這項工程的參與者，這項工程與我的專業(yè)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但是卻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天臺宗史上，也可以稱之為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國家重點文化工程”的“海外尋典”之舉。因緣巧合，不妨藉著“全球漢籍合璧工程”的美好因緣，簡單介紹一下天臺宗及其“海外尋典”工程。
　　現(xiàn)在一談起中國佛教，往往只說禪宗而不及其余，尤其忽略天臺宗，這是偏之又偏，是不應該的，一如現(xiàn)在說起歌星，就只想到劉德華而想不到蔣大為（這里沒有任何褒貶之意，只是打個比方）。關(guān)于天臺宗在中國佛教，乃至一般而言的佛教和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坊間津津樂道于天臺宗乃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以及天臺宗和華嚴宗乃是中國化佛學的兩大理論高峰。我曾在2012年2月21日的《大眾日報》上發(fā)表過一篇題為《從“意義僵化”到“不立文字”———佛教中國化之路》的文章，主要以天臺宗為例闡述了佛教的中國化之路，文首配有一幅“智者大師講經(jīng)圖”。智者大師（538—597）是天臺宗的創(chuàng)始人。雖然天臺宗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但是天臺宗的佛學思想?yún)s不能囿于中國佛教內(nèi)部來談，因為它的影響在唐代就已經(jīng)世界化了，不但及于朝鮮半島和日本，甚至還及于佛教的發(fā)源地印度。關(guān)于這一點，南宋天臺宗僧人釋志磐，在其糅合了《史記》和《資治通鑒》的史學方法而撰寫的佛教史書《佛祖統(tǒng)紀》中的記載，足堪為證。這條史料是有關(guān)唐代“天臺九祖”湛然大師（711—782）的：
　　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三宗），朝廷三詔，并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游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唐有天臺教跡，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譯之至此土耶？’師聞之嘆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維?！ā蹲髠鳌房鬃釉唬骸熳邮Ч?，學在四夷?！鬂h《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br /> 　　意思是說，有一次湛然大師“與江淮名僧四十人”一起朝拜五臺山，遇到一個剛從印度游歷回來的名叫含光的僧人，是印度來華密宗大師不空三藏（Amoghavajra，705—774）的弟子。含光對湛然大師說，我在印度的時候，有個印度僧人曾對我說，聽說你們大唐有個佛教宗派叫天臺宗，“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能夠解決我們印度佛教解決不了的問題，你能不能把天臺宗的一些著作翻譯到我們印度來，讓我們也學學，見識一下，開開眼界？湛然聽后不禁大為感嘆，誠有“中國失法，求之四維”或“禮失求諸野”之慨。我們無法考證當時是否真有人將天臺宗的典籍譯介到印度，但含光所說的印度僧人贊嘆天臺宗的話，卻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天臺宗思想在佛教自印度而中國的發(fā)展過程中所呈現(xiàn)的佛學理論高度。當然，作為一個佛教宗派，光有理論高度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實踐廣度，也就是要能給蕓蕓眾生提供一種切實可行的修行方法。關(guān)于這一點，天臺宗也是大有作為。2016年5月4日，人民網(wǎng)發(fā)表嚴蔚冰的文章《袁了凡與〈靜坐要訣>》，講中國古代的“靜坐”養(yǎng)生工夫（如朱熹提倡“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袁了凡（1533-1606）是明代思想家，是享譽古今并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勵志奇書《了凡四訓》的作者?！鹅o坐要訣》是袁了凡的另一部作品，它在今天雖然不像《了凡四訓》這么有名，但在古代卻是知識分子士大夫者流案頭必備隨時翻閱的修身養(yǎng)性之讀物。袁了凡的《靜坐要訣》其實說的就是天臺宗的修行方法。他在《靜坐要訣》序言中說：
　　靜坐之訣原出于禪門，吾儒無有也。自程子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朱子又欲以靜坐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而儒者始知所從事矣。昔陳烈苦無記性，靜坐百余日，遂一覽無遺。此特浮塵初斂，清氣少澄耳，而世儒認為極則，不復求進，誤矣。蓋人之一心，自有生以來，終日馳驟，逐物忘歸，動固紛紛，靜亦擾擾，稍加收攝，便覺朗然。中間曲折，無明師指授，不得肯綮，或得少為足，或反成疾患，余實哀之。大都靜坐之法，其修也，有從入之階；其證也，有自得之實。一毫有差，永不發(fā)深禪定矣。吾師云谷大師，靜坐二十余載，妙得天臺遺旨，為余談之甚備。余又交妙峰法師，深信天臺之教，謂禪為凈土要門，大法久廢，思一振之。二師皆往矣，余因述其遺旨，并考天臺遺教，緝?yōu)榇似?，與有志者共之。
　　靜坐乃是中國古代儒家非常重要的身心修養(yǎng)方法，但它并非是儒家本有的，而是來自于佛教（禪門）。因為是仿效，所以儒者在靜坐時往往不得要領(lǐng)而有這樣那樣的偏差。于是袁了凡遂依據(jù)云谷大師和妙峰法師所修習并傳授給他的天臺宗靜坐方法（亦即天臺宗所謂的“止觀”），并考之以“天臺遺教”而撰成《靜坐要訣》，以期作世人靜坐之指導?！鹅o坐要訣》面世后，因其質(zhì)之有理論、習之有次第而在當時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袁了凡明確表示，《靜坐要訣》說的乃天臺宗而不是禪宗或其他佛教宗派的靜坐方法。
　　以上所說是天臺宗宗教層面的東西，對一般人來說，有點遙遠，尤其是對不是佛教徒或者對靜坐不感興趣的人而言。既然遠的沒感覺，那就不妨來點近的，說點學術(shù)界有感覺的東西。在古代，天臺宗雖不像禪宗那樣在知識分子士大夫間廣泛流傳，但也不乏慧眼識珠者，比如唐代文學家梁肅（753—793年）、柳宗元（773—819）就是天臺宗的忠實擁躉。時至當代，首先要提到的無疑就是牟宗三（1909—1995）了。牟宗三是山東棲霞人，當代哲學家，“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康德哲學研究專家。1975年，牟宗三完成了研究康德哲學的《現(xiàn)象與物自身》專著。兩年后推出《佛性與般若》上、下冊（大陸版已于2010年由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系探討佛學問題的專著，上冊主要談印度佛學，下冊主要談天臺宗佛學。牟宗三對天臺宗推崇備至，可以說他的佛學思想主要是天臺宗的思想。他甚至認為天臺佛學的空假中“三諦圓融”思想及其相關(guān)的“性具善惡”思想解決了康德沒能解決的宗教哲學問題。此乃天臺宗對當代中國學術(shù)界的影響。我們把眼光擴大一些，那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當代思想家、日本公明黨創(chuàng)始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池田大作了。池田大作曾于1974年在英國約克郡與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進行了為期十天的會談，會談的內(nèi)容后來被整理成《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Forecast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而傳世（此書中譯本已于1985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在會談中，兩人不約而同地預言中華文明將引領(lǐng)人類在21世紀的發(fā)展。可能有很多人知道池田大作及其與湯因比那場著名的對話，但很可能不知道他與天臺宗有密切關(guān)系。天臺宗自唐代傳入日本后，便在日本生根開花蔓衍開來。其下有一個宗派叫日蓮宗，1930年又從日蓮宗中分化出創(chuàng)價學會。1960年池田大作就任創(chuàng)價學會第三代會長，任期至1979年，其后仍擔任名譽會長至今。他還曾受聘我國中山大學、暨南大學、青島大學等多所大學的名譽教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池田大作無疑是天臺宗的池田大作。他的佛學著作，如《佛法與宇宙》《我的佛教觀》《佛教東來·續(xù)我的佛教觀》《我的釋尊觀》《我的天臺觀》《佛法·西與東》《〈法華經(jīng)>的希望》《〈法華經(jīng)>的慈光》，不是直接談天臺宗佛學，就是從天臺宗的視角來談佛學，都與天臺宗有關(guān)。而他的有關(guān)世界和平、人類社會、文化教育、自然生態(tài)等方面的思想，包括他與湯因比的談話內(nèi)容，實際上都是基于天臺宗佛學的視角而展開的。
　　我們把目光從日本拉回到中國。中國佛教史上曾出現(xiàn)過八大宗派，但直今還在傳承而“活著”的實際上只有兩家，一家是禪宗，另一家就是天臺宗，再無第三家。個中原因，禪宗方面不談，單說天臺宗。天臺宗之所以能在中國佛教史上綿延不斷，傳到今天并光大于佛教界和學術(shù)界，與五代十國時期天臺宗的“海外尋典”之舉密不可分。
　　五代十國時期，南方吳越國（國境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浙江）的歷代國王都崇信佛法。吳越國的最后一位國王是錢俶（929—988）。據(jù)《佛祖統(tǒng)紀·羲寂傳》記載，有一天，錢俶在讀永嘉玄覺大師（665—713）的《永嘉集》時，對其中的一句“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看不懂，便問身邊的德韶國師（891—972）。德韶國師原是禪宗的一個禪師，后被錢俶迎入宮中而成了國師。德韶國師說：“此是教義，可問天臺寂師。”“天臺寂師”就是指天臺山的羲寂大師（919—987）。德韶國師的意思是說，我是禪宗的禪師，而這句話呢說的不是“禪”而是“教”。中國佛教有所謂的“禪教之別”，“禪”指禪宗，“教”指天臺宗和華嚴宗，而華嚴宗在唐末就與禪宗合流了，所以唐末以降，一般說到“教”，就是指天臺宗了。德韶國師說，關(guān)于“教”，即天臺宗方面的問題，你最好請教天臺山的羲寂大師。于是錢俶便“依教奉行”將羲寂大師從天臺山宣詔到京城杭州來。對于錢俶的問題，羲寂大師說：“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濒思糯髱熣f出問題的出處，這段話乃是出自智者大師的《〈妙法蓮華經(jīng)>玄義》，此乃天臺宗的重要經(jīng)典。不過，自經(jīng)唐末“安史之亂”和“武宗滅佛”之“喪亂”，天臺宗的“教籍散毀”，“唐之末造天下喪亂，臺宗典籍流散海東”（《佛祖統(tǒng)紀·知禮傳》），“天臺宗教，會昌毀后，文義殘缺”（《宋高僧傳》卷七）。那時國內(nèi)看不到典籍了，在海外應該還有保存。這里的“海外”，系指日本和朝鮮半島的高麗，而“海東”則特指朝鮮半島。錢俶一聽海外還有能解答自己佛教疑惑的天臺宗典籍，那不太好了，海外有，我派人到海外找回來不就完了嗎？更何況天臺宗還是在我吳越國的天臺山發(fā)源、發(fā)展起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都沒有，天下哪有這個道理。于是乎，他派10位使者分別前往日本和高麗求取天臺宗的教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佛教史上不但有西向的“西天取經(jīng)”，還有東向的“海外求典”。前者我們耳熟能詳，后者一般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關(guān)于錢俶遣使前往日本求取天臺教典的情況，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多說了。單看高麗方面的，因為其中涉及到天臺宗史上很重要的高麗僧人諦觀，所以在此特意說一下諦觀。前往高麗的使者帶著錢俶的親筆信和50種寶物去見高麗王，把此行的因緣和目的如此這般一說，后者聽后也很爽快，立即派遣僧人諦觀帶著天臺教典入華奉還，并囑咐諦觀，此次中國之行，你不僅要奉還教典，還要借此難得的機會，到中國學習佛法，向中國僧人求問佛法。如果你問的問題，中國僧人解答不了，那你就把教典如數(shù)帶回。這句話雖然有點開玩笑的意思，但也表明當時高麗王對中國佛學的敬仰和期望。就這樣，諦觀以高麗“國使”的身份，肩負奉送教典和求取佛法的雙重使命，來到吳越國，來到了天臺山羲寂大師所住持的螺溪傳教院，把天臺教典悉數(shù)交給了羲寂大師，并在羲寂大師門下受學10年。后來，諦觀依據(jù)自己的學習心得撰成《天臺四教儀》?！短炫_四教儀》可以稱得上是天臺宗的佛學綱要，至今還被當作中國漢傳佛學院天臺宗方面的本科教材來使用。至于羲寂大師，自從得到了諦觀送還的天臺教典，一改過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依典傳教，遂使天臺佛學得以在唐末法難后不久便又復興，從而奠定了宋明一代天臺宗的繁榮。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談到王陽明（1472—1529），都把他與禪宗聯(lián)系起來，說他的“心學”是受了禪宗的影響。誠然，王陽明“心學”與禪宗肯定有瓜葛，但是有明一代，禪宗雖然不能說是到了“窮途”，但顯然已經(jīng)是入了“末路”，倒是天臺宗思想在那個時代大放異彩。不但袁了凡受天臺宗影響撰寫了《靜坐要訣》，就是王陽明所宣揚的“致良知”“心外無物，物外無心”等思想，實際上亦是天臺宗基于“如來藏”理念的“一念三千”思想在儒學中的反映，至少其理論基礎是在天臺宗，因為禪宗是只事實踐而不重視理論建設的。因為現(xiàn)在很多人只知禪宗不知天臺宗，所以也就“哪兒燈亮就在哪兒找鑰匙”，把王陽明以及袁了凡都往禪宗上推。當然，王陽明與天臺宗的關(guān)系要另文再說了，本文無意探討?，F(xiàn)在“話續(xù)前傳”，把話題拉回到“海外求典”上。
　　中國佛教史上東向的“海外求典”，不但是吳越國以國王錢俶為代表的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還是天臺宗的宗教行為。關(guān)于這個宗教行為，有一個重要的細節(jié)需要交代以為本文之結(jié)語。當時德韶國師憑他的佛學造詣，不可能回答不了錢俶的問題。即便他是一個禪師，他曾在天臺山呆了很多年，并在天臺山及其周邊建了13座寺院，對天臺宗不可能不了解。他說自己不懂，天臺山的羲寂大師懂，無非是找個借口，讓錢俶將羲寂大師召到杭州，而他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羲寂大師，幫助羲寂大師了卻一樁心愿。什么心愿呢？就是“海外求典”。德韶國師與羲寂大師兩人私交甚好，羲寂大師曾多次向他慨嘆天臺教典流失海外，十分可惜，希望游走在京城、地位比較高的德韶國師能幫著將這些教典找回來完璧歸趙。顯然，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憑德韶國師個人的力量也是辦不到的。不過，德韶國師始終沒有忘記好友的囑托。有一天終于等到機會，國王錢俶問佛學問題時，他趁機將羲寂大師介紹給錢俶，而羲寂大師也就借著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到錢俶身邊，并成功地說動錢俶派人“海外求典”，從而將天臺教典找回。可以想象，當羲寂大師在和錢俶交談此事的時候，樂見其成的德韶國師肯定在邊上推波助瀾地說些一定要派人取回寶典、不取回可惜之類的話。
　　陳堅，哲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農(nóng)業(yè)倫理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佛學院普陀山學院天臺宗研究生導師，山東省湛山佛學院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佛教基本理論、中國佛教天臺宗、中西宗教比較以及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